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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民, 杨若明

2022 (1): 3-16.

摘要 ( 353 )

PDF(1289KB) ( 384 )

本文采用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作为研究样本，探讨面临融资约束企业进行并购的动因，并且在现有研究的代理理论、谨慎投资假说之外，提出了信号传递假设，以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并购后果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并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短期并购绩效越好、长期并购绩效越差，说明融资约束下的企业并购更适合用信号传递理论来解释。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以现金支付的并购事件中更加显著；信号的积极效应大概会持续14个月，之后逐渐减弱并在第29个月后呈现负面影响。本研究认为，应当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减少对民营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和额外成本，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才能为企业长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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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价格市场化的成本影响分析——基于考虑价格异质性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

张红霞, 石敏俊

2022 (1): 17-25.

摘要 ( 213 )

PDF(1173KB) ( 184 )

本文构建了考虑价格异质性的投入产出价格模型，证明其存在有经济意义的解，然后用于分析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对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和不同收入群体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基于我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分别模拟分析煤电联动、电价市场化条件下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并基于我国电价市场化政策的具体规定，分别分析电力价格上涨10%和下降15%的影响。结果表明，取消煤电联动、实施电力价格市场化会使得煤炭价格上涨带来更大程度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但能够解决煤电结构性矛盾；电价的浮动对高耗电产业的生产成本有较大的影响，电价降低确实能够有效降低各产业的生产成本，但对于电力生产而言，电价降低带来的成本下降只能部分抵消电价下降的影响，会减少电力生产企业的盈利空间或使其亏损程度更大。对城镇居民而言，煤炭价格上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累退性，农村不同收入群体受到的影响则基本相等；电价浮动对城镇居民的影响大于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二者都具有一定的累进性；当电价降低时，收入水平越高，从电价下降中获得的好处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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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风险投资的有效性：认证与增值作用的比较研究

彭涛, 黄福广, 李娅

2022 (1): 26-36.

摘要 ( 281 )

PDF(1225KB) ( 188 )

作为推动创业创新的政策工具，国有风险投资被认为有助于缓解市场失灵，促进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以2004—2016年中小板和创业板风险投资支持企业为样本，从认证与增值功能考察国有风险投资促进创业创新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相比民营或外资风险投资，国有风险投资有利于企业从银行、政府以及机构获得外部融资；国有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较差；国有风险投资和民营或外资风险投资联合投资对企业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具有明显提升作用。以上结果说明，国有风险投资的认证功能较强，但增值功能较弱，国有与民营或外资风险投资联合投资有利于实现认证和增值功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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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公司金融化与实业投资研究——对金融化动机及监管效应的再检验

刘井建, 张冬妮, 李惠竹

2022 (1): 37-50.

摘要 ( 204 )

PDF(1268KB) ( 226 )

本文揭示了公司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影响机理及形成动机，以我国制造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结果发现，公司金融化对实业投资存在抑制作用；低融资约束公司金融化抑制实业投资，高融资约束公司金融化作用不显著，公司金融化没有通过融资支持而促进实业投资；高股权集中度公司金融化抑制实业投资，低股权集中度公司金融化作用不显著，食利动机是公司金融化抑制作用的原因之一；通过对投资机会以及破产风险的比较分析，在实业投资机会较低和破产风险较大时，公司金融化显著抑制实业投资，说明投机动机是形成公司金融化抑制实业投资的关键因素。自2015年股市暴跌以来，一系列“脱虚入实”政策减弱了公司金融化对实业投资的抑制作用。最后，在提高公司金融化的融资功能、抑制金融投机以及促进实业投资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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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理性影响下的证券交易异常行为博弈与政府监管研究

李明琨, 葛艺博, 李慧

2022 (1): 51-58.

摘要 ( 228 )

PDF(1208KB) ( 184 )

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噪声等使得个人投资者呈现出多种有限理性投资决策行为。这往往成为部分机构投资者以及上市公司操纵股价、非正常套利的重要前提。本文在以行为经济与行为金融理论对投资者研究分析基础上，应用演化博弈模型分别推演股票异常波动的上涨与下跌过程，并寻求稳定均衡点。通过对比分析发现，“上涨停牌”使个体投资者对买入交易趋于谨慎，其效果有助于遏制部分机构投资者恶意利用羊群效应操纵股价获利。而“下跌停牌”受监管部门信誉、长期与短期损失等多重因素影响，易造成股民恐慌心理，不断卖出使股价跌幅加剧，难以对市场交易异常行为的稳定发挥作用。研究结论从演化博弈分析的角度对阐释熔断机制在我国的实施效果与失败给出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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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反馈、股权质押与股价周期波动加速效应

陆珩瑱, 朱晓宇

2022 (1): 59-68.

摘要 ( 212 )

PDF(1783KB) ( 279 )

针对股权质押行为对股价周期波动造成的影响，本文结合市场特性，选择波动反馈视角，将股权质押行为作为影响因子，构建EGARCH-M模型。研究发现，股权质押的过度增加对市场起到波动放大器的作用，在股指连续下跌阶段具有负面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股权质押行为能够对股价周期波动构成加速效应，不仅如此，在5%水平上股权质押行为对股价周期波动所构成的加速效应呈现非对称性特征。熊市阶段股权质押行为的增加预示着市场发生平仓可能性的提升，可以将其视为市场利空预警信号。股指在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下体现出的负面波动程度远远强烈于利好正面程度，说明该行为能够加深股价周期性下跌，阻碍股价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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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异质性

戴静, 杨筝, 刘贯春

2022 (1): 69-78.

摘要 ( 232 )

PDF(1194KB) ( 274 )

本文利用市级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衡量银行业竞争，匹配至2009—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母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异质性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银行业竞争加剧条件下，企业降低短期金融配置，持有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弱化；同时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配置，持有金融资产的“替代品效应”提高，且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进一步机制检验显示，银行业竞争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融资约束改善程度是企业金融配置结构异质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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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股权与晋升,哪种高管激励模式对科研组织衍生企业更有效?——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肖建华, 王若凡

2022 (1): 79-91.

摘要 ( 284 )

PDF(1228KB) ( 232 )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北京100190）科研组织衍生企业（academic spin-offs）是科研组织将学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而创办的企业。近年来，我国的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与日俱增，但经营业绩并不理想。其中，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高管激励的有效性一直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我国境内上市的94家科研组织衍生企业为样本，从不同实际控制人的视角，探讨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和晋升激励三种高管激励模式对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为母体科研组织的衍生企业，其高管激励模式与实际控制人为非母体科研组织的衍生企业显著不同；薪酬激励与晋升激励对科研组织衍生企业综合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股权激励的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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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管齐下是否更优?企业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组合一致性研究

寇明婷, 魏建武, 肖明, 陈凯华

2022 (1): 92-105.

摘要 ( 214 )

PDF(1256KB) ( 208 )

现有文献缺乏从政策组合的一致性角度对不同研发税收优惠政策间交互作用的关注。本文以高科技企业微观数据为样本，同时面向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端和产出端，基于负二项回归模型，运用层次回归的方法揭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效果，并聚焦二者间的交互效应来分析政策组合效应的一致性。实证研究表明：单独考虑两项政策效果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资金投入、人员投入以及研发活动的专利产出均有正向激励作用，且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优；然而，在同时考虑两项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组合效果时，无论是在投入端还是在产出端，两项政策间均存在负向交互效应，即两项政策在激励企业研发活动的投入和产出时会相互干扰，一致性较弱，进而造成政策激励效果的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为提升我国研发财税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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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对传统民族中心主义的规避机制研究

张思雪, 林汉川, 唐方成, 吕营

2022 (1): 106-117.

摘要 ( 201 )

PDF(1318KB) ( 166 )

民族中心主义作为短期内不易被影响和改变、近乎客观存在的消费者意志，规避或削弱其对隐性资产累积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来自54个国家海外消费者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国家认同与隐性资产累积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创新和产品的海外形象在国家认同和隐性资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作用；同时，产品海外形象和技术创新在累积隐性资产的重要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别；进一步研究显示，民族中心主义直接调节了国家认同与隐性资产之间的关系，对隐性资产具有重大的消极影响；而其不能对国家认同与产品海外形象，以及国家认同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直接作用，即通过二者转化形成的隐性资产不受民族中心主义的制约和限制。因此，如果给予消费者充分的关于二者的信息，可以削弱或规避民族中心主义对隐性资产的消极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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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程度、需求规模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孔令文, 徐长生, 易鸣

2022 (1): 118-129.

摘要 ( 241 )

PDF(1241KB) ( 403 )

基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5—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市场竞争程度和需求规模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发现，市场竞争程度、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倒U型。本文使用企业（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和5公司行业集中度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发现只有在多个大企业主导的竞争型市场（5公司行业集中度达到60%左右、企业毛利率水平稳定于34%左右）中，企业的技术创新强度最高，竞争过于激烈或缺乏竞争均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本文使用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销售收入衡量市场需求规模，发现企业所面临的需求规模很小或很大时，技术创新均不活跃；只有在市场需求规模稳定在某一较高临界值附近时，企业技术创新最活跃。同时，大企业的创新有明显的需求驱动和竞争驱动双重特征，小企业则更受竞争驱动。广告投入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正相关关系。本文提出推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政策建议为：一是充分重视和挖掘中国特有的巨大市场规模，在各行业中营造多个大企业主导的竞争型市场，让大企业既展开充分竞争，又获得较为可观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二是继续坚持和优化鼓励技术创新活动的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三是注重优化和提高企业的市场推广能力，尤其要改善较小规模企业的广告和营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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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使用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甘肃省贫困村农户的调查数据

张永丽, 李青原

2022 (1): 130-141,204.

摘要 ( 300 )

PDF(1340KB) ( 305 )

基于甘肃省贫困村调查数据，在综合考虑自选择、内生性与异质性问题的基础上，运用TE与IVQTE模型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贫困地区农户收入的影响，并对互联网在贫困地区充分发挥作用的门槛进行了识别和测度，以得到贫困地区充分利用互联网增收和减贫的路径。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纠正内生性偏误后农户使用互联网的边际收益高达1.25；（2）互联网使用对收入低分位点农户的影响大于收入高分位点，即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其对贫困户的收入促进作用更大，是贫困户增收的有效途径；（3）互联网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门槛，当家庭互联网普及率和网络费用提高到一定值后，其对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然而，仍有21.8%的贫困户与3.3%的非贫困户未能达到最低门槛值，且贫困户在门槛值附近的分布水平劣于非贫困户，因此互联网对部分贫困群体的收入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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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S模式下免费试用质量与试用时长的组合策略研究

彭慧洁, 程岩

2022 (1): 142-154.

摘要 ( 277 )

PDF(1571KB) ( 291 )

免费试用是软件即服务（SaaS）运营商获取用户的主要方式，也是一种成本高昂的营销手段。SaaS运营商的一个主要决策问题是在何种市场情境采用何种免费试用策略，以实现最大收益。本研究提出了SaaS用户体验模型，描述SaaS用户试用体验前后感知质量分布，构建SaaS服务的试用质量与试用时长组合优化模型。研究发现：针对市场“低估” SaaS服务质量且质量感知处于“高不确定”情境时，SaaS运营商应采用“高试用质量+低试用时长”的限时试用策略；当市场处于“低估+低不确定”情境时，运营商应采用“高试用质量+高试用时长”的混合试用策略，从而扭转市场对服务质量的过低估计；针对市场“高估”SaaS服务质量且质量感知处于“高不确定”情境下，运营商应采用“低试用质量+高试用时长”的功能限制型试用策略；当市场处于“高估+低不确定”情境时，运营商应采用“低试用质量+低试用时长”的混合试用策略。此外，本文还分析了SaaS运营商的技术学习率对四类市场情境下试用策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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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消费者策略行为的产品服务供应链动态定价与服务质量决策

王大飞, 张旭梅, 掌曙光, 官子力, 但斌

2022 (1): 155-167.

摘要 ( 312 )

PDF(1673KB) ( 310 )

针对由一个提供产品的制造商、一个提供产品与服务集成的服务商和策略性消费者组成的产品服务供应链，考虑服务商提高服务质量会影响策略性消费者的购买决策问题，构建两周期动态博弈模型，研究了制造商、服务商两周期最优动态定价和服务商的最优服务质量决策，分析了服务商提高服务质量的价值，探讨了服务价值占比对两周期均衡决策与提高服务质量的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商提高服务质量能够缓解消费者的策略购买行为，并提高制造商、服务商的利润和增加消费者剩余与社会福利；高服务价值占比能够使服务商提高服务质量，使供应链成员的利润、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都得到提高，并会扩大服务商提高服务质量与不提高服务质量两种决策下供应链成员的利润和社会福利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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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顾客退货行为的在线零售商定价与体验渠道策略

金亮, 郑本荣, 李志鹏

2022 (1): 168-179.

摘要 ( 297 )

PDF(1495KB) ( 299 )

本文针对由供应商和拥有体验渠道的在线零售商组成的O2O系统，考虑消费者对产品是否满意不确定以及可能存在的退货行为，研究了在线零售商体验渠道策略与供应商合同菜单设计问题。基于消费者理性预期理论，构建了消费者期望效用函数，建立了不对称信息下在线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到了供应商最优合同菜单设计、在线零售商最优定价和销售努力水平决策，进而考察了体验渠道的价值。结果表明：在线零售商引入体验渠道能扩大潜在市场需求规模，产品销量增加并降低产品退货率；若在线零售商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由于体验渠道不会产生额外的产品库存、销售等成本，因而在线零售商总是有动机引入体验渠道，此时供应商和O2O系统利润水平也能得到有效提升；体验渠道的引入会吸引部分对产品估值较低的消费者体验产品，并会使部分消费者发生渠道迁移行为，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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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断层研究评述及展望:静态向动态的演进

杜娟, 林新月, 赵曙明

2022 (1): 180-190.

摘要 ( 441 )

PDF(1827KB) ( 508 )

团队替代个人工作形式成为组织更加青睐的业务单元，多样化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团队特质，基于个体多重特征组合展开的团队断层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现有团队断层的研究在其内涵、状态及其效能机制上依然存在不一致的结论。通过对团队断层概念、分类、测量及效能机制的详细综述，本文基于事件系统理论对团队断层动态性进行理论研究，探讨团队断层的激活过程、时间效能及子群体固化的发展，捕捉团队断层的演进轨迹，为团队断层的研究打开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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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清晰一定会导致工作投入吗?系统视角下的定性比较研究

杨洋, 苏莹莹, 李仲秋, 刘宝巍

2022 (1): 191-204.

摘要 ( 374 )

PDF(1338KB) ( 404 )

员工工作投入一直是管理领域的研究重点，其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未来工作自我、感知组织支持等。但是这些因素是如何组合导致工作投入的呢?这是近年来研究者和管理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数据，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影响工作投入的因素进行整合性分析。最终得出六条等效路径，并按照核心条件分为三类：对主动性人格的员工，企业可以通过塑造清晰的未来工作自我来提高工作投入；对非主动性人格的员工，企业可以通过塑造员工清晰的未来工作自我和共享价值观来刺激工作投入；对于未来工作自我不清晰的员工，企业可以通过塑造共享价值观和满足员工的自我实现需求来提高工作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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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不倦:组织认同、工作繁荣下的创新绩效

郭晟豪, 胡倩倩

2022 (1): 205-217.

摘要 ( 482 )

PDF(1332KB) ( 434 )

员工作为组织创新的承接者，其创新绩效对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外化的管理往往只能作用于短期的创新绩效，而组织所期待的员工积极长期的创新往往需要员工内生的主动性以及知识学习和精神活力的助力。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文研究了员工组织认同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关注工作繁荣的中介作用，并引入公仆型领导风格作为调节变量。通过对202对领导与下属四个时间节点所收集的问卷数据进行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的潜变量结构方程的假设验证，结果表明：组织认同通过工作繁荣的部分中介作用促进了创新绩效，其中工作繁荣-学习的中介作用相对工作繁荣-活力更为突出。这一间接影响还受到公仆型领导的调节，当公仆型领导水平高时，组织认同对工作繁荣的积极作用也更强，继而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也更强，其中工作繁荣-学习作为中介变量相较于工作繁荣-活力受到公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更为突出。研究结论对激发员工主动创新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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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资质过剩感对越轨创新的U型影响研究:悖论的视角

王朝晖, 段海霞

2022 (1): 218-227.

摘要 ( 521 )

PDF(1251KB) ( 530 )

个体的技能、知识和经验是促进员工创新的重要因素。然而，研究显示，大量的员工感知其资质水平超过了职位的正式要求，因而资质过剩的现象引起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基于悖论视角，本文探讨资质过剩感对员工越轨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287名高技术企业的员工为分析对象，研究结果表明：①资质过剩感与员工悖论思维之间存在U型关系。②悖论思维在资质过剩感与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③矛盾体验调节资质过剩感与悖论思维之间的U型关系，相比矛盾体验较弱的个体而言，当个体矛盾体验较强时，资质过剩感与悖论思维的负向关系和正向关系更强。④矛盾体验调节资质过剩感通过悖论思维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资质过剩感对员工行为影响的非线性机制。本研究强调企业管理者要培养个体的悖论思维，引导员工在人-职位不匹配时，有效整合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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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机会窗口打开过程:基于组织警觉的案例研究

胡海波, 毛纯兵, 卢海涛, 费梅菊, 胡宇辰

2022 (1): 228-241.

摘要 ( 228 )

PDF(1429KB) ( 187 )

危机情境下，企业能否对潜在机会产生警觉，并将此转化为机会窗口，已成为企业在危机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对易招标的案例分析，探索了危机情境下机会窗口的打开过程以及组织警觉对机会窗口打开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组织警觉产生的单向匹配机制影响技术机会窗口和制度机会窗口的打开，双向匹配机制影响需求机会窗口的打开；（2）危机情境下，三类机会窗口打开的关键分别为内升、外联和内外互动；（3）危机情境下，机会窗口的打开以匹配理论为基础，组织行为以主动为主，三类机会窗口存在一定的打开次序，即在市场机会窗口打开基础上，打开技术机会窗口，最终打开制度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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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导向——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钟熙, 宋铁波, 陈伟宏, 翁艺敏

2022 (1): 242-254.

摘要 ( 258 )

PDF(1403KB) ( 280 )

已有文献大量考察了战略导向的影响后果，但却对战略导向的前因因素知之甚少。基于企业行为理论的洞见，本文探讨了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战略导向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业绩波动性与财务冗余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本文研究发现：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探索型战略呈倒U型关系；正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防御型战略呈倒U型关系；业绩波动性增强了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探索性战略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正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防御型战略之间的倒U型关系；财务冗余增强了负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探索型战略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削弱了正向业绩期望差距与企业防御型战略之间的倒U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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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透明度与会计信息质量——基于履职情况披露的经验证据

陈汉文, 王金妹, 刘思义, 杨道广

2022 (1): 255-267.

摘要 ( 316 )

PDF(1229KB) ( 250 )

近年来，投资者日益高涨的信息需求与审计委员会透明度不足间的矛盾愈发凸显，而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争议是加强审计委员会信息披露的收益与成本如何平衡。基于此，本文利用上交所2013年有关审计委员会履职信息强制披露规定的准自然实验，围绕会计信息质量视角实证检验了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收益。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显著提升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且该效应在错报风险和代理成本较高的公司中更加显著；进一步，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提高通过促进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有效性，进而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本研究结论从会计信息质量视角证实了提高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的收益，为各国正在探索的审计委员会透明度监管改革提供了支持性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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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告及时性与可靠性的权衡——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视角

宋云玲, 宋衍蘅

2022 (1): 268-282.

摘要 ( 242 )

PDF(1295KB) ( 262 )

本文以A股公司为样本，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及时性与可靠性的影响。本文发现，当公司可以选择业绩预告披露时间时，管理层会权衡及时性与可靠性，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推迟业绩预告的披露。当公司不能选择业绩预告披露时间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业绩预告的准确度越低。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业绩预告准确度的路径是乐观偏差。本文还发现，如果公司的业绩预测难度比较高，那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响更强烈；但是，管理层业绩预测能力却并不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业绩预告准确度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监管部门应考虑赋予公司一定的披露时间选择权，引导管理层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和企业基本面等因素在一定范围内自主选择披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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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CSR行为及渠道权力结构的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

姚锋敏, 闫颍洛, 滕春贤

2022 (1): 283-294.

摘要 ( 255 )

PDF(1316KB) ( 278 )

研究三种渠道权力结构下，不同成员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行为对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的影响，构建了考虑CSR行为及渠道权力结构的六种闭环供应链定价决策模型。研究发现，在零售商主导的渠道权力结构下，当制造商承担CSR时，废旧产品的回收率最高。在制造商主导的渠道权力结构下，当制造商承担CSR时，废旧产品的回收效率最低。在制造商和零售商的Nash均衡博弈（无渠道主导者）下，无论制造商还是零售商承担CSR，新产品的零售价格都最低、市场需求量都最高，闭环供应链整体的总利润都最大。当闭环供应链存在渠道主导者时，较之主导者承担CSR，由渠道跟随者承担CSR更有利于扩大新产品市场需求、提高废旧产品回收率、增加闭环供应链整体的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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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WSR方法论的品牌商多渠道建设影响因素研究——以李宁公司为例

王忆新, 龚其国, 王谦

2022 (1): 295-305.

摘要 ( 333 )

PDF(1272KB) ( 329 )

随着电子商务和移动商务的兴起与竞争加剧，如何开展多渠道建设已经成为品牌商和零售企业关注的焦点。基于物理-事理-人理（WSR）系统方法论，本文构建了一种品牌商多渠道建设影响因素研究的框架模型，深入探讨了李宁公司成功实施多渠道战略的原因。结果表明，品牌商在多渠道建设的不同阶段都需要重视“人理”“物理”和“事理”层面的关键因素，并做好认知、利益和技术维度的协调。通过案例研究，论证了WSR方法论在品牌商战略和运营决策分析中的有效性，并为其他品牌商或零售商开展多渠道实践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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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多元化及其创造价值的机理:资源协同还是场景互联?——美团2010-2020年纵向案例研究

江积海, 唐倩, 王烽权

2022 (1): 306-321.

摘要 ( 617 )

PDF(1647KB) ( 950 )

商业模式多元化是企业寻求价值创造的典型创新路径，但其价值创造的前因后果仍不清晰。本文从商业模式场景化新视角出发，探讨商业模式多元化的价值动因及其创造价值的内在机理。首先，通过对案例材料编码识别出三个商业模式多元化的价值动因，即时间场景互联（频次、时间、连续性等）、空间场景互联（基于位置的服务、供求连接等）以及价值主张场景互联（用户画像、功能需求、情感需求等）。其次，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网络效应、顾客协同等理论基础，结合美团案例，深入分析商业模式多元化各价值动因影响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最后，归纳出商业模式多元化的价值动因与价值创造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时间场景互联的商业模式多元化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消费体验，促进用户数、转化率、交易频次等指标上升；空间场景互联的商业模式多元化立体地洞察消费需求，减少用户交易成本，有助于增强用户粘性，带来交易频次、客单价与货币化率等指标提高；价值主张场景互联的商业模式多元化为用户提供精准的整体解决方案，创造更多用户总价值，推动用户数、转化率、客单价、货币化率等指标上升。三种价值动因共同作用，创造场景价值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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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促进数据化商业生态系统构建机理案例研究

孙新波, 张明超, 王永霞

2022 (1): 322-337.

摘要 (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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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以海尔COSMOPlat为案例研究对象，建构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促进数据化商业生态系统构建机理的整合性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反管理”视角下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据价值节点、数据价值链条和数据价值网络同在自发现/反发现方面存在对称适配的一致性，也同在由自发现到反发现方面存在深化继承的一致性，因此“反管理”视角下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数据价值节点、数据价值链条和数据价值网络是统一的，这也就注定了组织赋能、结构赋能和场域赋能实现的内在可行性；（2）在数据化商业生态系统构建情境下，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作用遵循由“数据资源行动-数据能力生成-生态价值实现”的机理路径；（3）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整合性实现组织赋能、结构赋能和场域赋能，分别完成数据价值节点部署、数据价值链条培育和数据价值网络架构的生态战略任务，最终由数据价值节点、数据价值链条和数据价值网络所交织而成的价值结构体系反映了数据化商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形成；（4）结构赋能的实现建立在组织赋能基础上的进一步纵向价值延伸，场域赋能的实现建立在结构赋能基础上的进一步横向价值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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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的动态管理能力构建机制研究——以杭州泛嘉集团为例

陈衍泰, 许燕飞, 郭彦琳

2022 (1): 338-352.

摘要 ( 315 )

PDF(1646KB) ( 520 )

随着对传统企业能力研究的反思及微观基础研究的兴起，动态管理能力的研究得到了发展，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概念构成及其与组织战略变革/绩效/能力间的关系机制，对数据驱动的动态管理能力构建机制关注不足。本文以互联网企业杭州泛嘉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基于数据驱动的高管动态管理能力新内涵。研究发现：（1）数据驱动的动态管理能力在管理认知、管理人力资本、管理社会资本三个微观基础上均呈现出新变化。（2）每个微观基础间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于动态管理能力的构建。（3）高管行为决策作为解释机制使得个体特征“显化”。区别于已有研究多为企业整体层面的视角，本文从高管微观个体出发，揭示了数据驱动的动态管理能力构建机制，对数字化情境下企业高管团队的能力提升与数字创新决策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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