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进程不仅推动了能源需求扩张，也深刻重塑了能源供给与消费格局，探究产业数字化转型对电力依赖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93—2021年Eora提供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利用行业中间投入中来源于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的完全投入占比衡量电力依赖度，探究产业数字化投入对电力依赖度的影响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投入对电力依赖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具体来看，产业数字化投入一方面通过提高行业直接电力依赖度和电气化率，强化内部电力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间接电力依赖度，并产生沿产业链上下游传导的溢出效应，进一步放大电力需求。此外，电力生产和供应业的数字化投入有助于优化其能源消费结构，清洁能源条件改善也有助于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产业数字化投入对高能耗、高电气化率和高数字化投入强度行业的电力依赖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并在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中呈现异质性影响。本文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行业用能结构变化及制定差异化的产业与低碳转型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

在要素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及生态系统退化等多重挑战下，资源错配引致的生态超载与增长乏力已成为掣肘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本文以绿色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跃升为核心议题，搭建可持续发展目标下能源-环境-经济（3E）系统耦合协调分析框架，从时空双维考察中国3E系统耦合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非线性影响。现阶段，我国3E系统呈现“中级协调为主，梯度跃迁显著”的发展格局。当耦合协调度跨越临界阈值（0.8424）进入“良好协调”阶段，技术进步成为GTF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对GTFP的边际贡献提升42.4%。此外，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地区依托制度红利实现GTFP倍增，而内陆地区受制于路径锁定，增长潜力受限。需要注意的是，内陆中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双门限”效应。研究结论为构建区域协同治理体系、破解资源错配困境、加速新质生产力跃升提供了决策依据与政策启示。

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知识转移、扩散和创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本文基于知识创造理论经典的SECI知识转移模型，从知识转移数智化轨迹、功能和模型三个维度，探索数字技术推动知识转移数智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发现，一是知识转移数智化轨迹呈现由易到难依次拓展，从数字化到智能化，走向具身化，揭示了数字技术突破知识转移底层逻辑——知识转移尤其是隐性知识转移的时空界限。未来，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的更高层次，侧重于大脑控制身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更加高效的智能行为。二是知识转移数智化功能随着轨迹发展渐进强化，打破经典的SECI知识转移模型制约瓶颈，这标志着认知模式从连接共享逐步演化为智能赋能，并最终迈向人机共融。三是知识转移数智化模型重塑经典的SECI知识转移模型，通过云计算、量子计算与大模型等数字技术，实现从四阶段向“人机共感”的一阶段跃升，这使得知识转移在异质时空的即时实现变为可能。本文揭示数字技术在知识转移领域的深远影响，为知识管理及数智化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在数智化转型过程中如何有效促进知识转移、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在全球经贸环境持续动荡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背景下，贸易限制性政策已成为影响全球价值链稳定运行的重要外生冲击因素。本文基于OECD-AMNE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区分内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并利用GTA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量化贸易限制性措施的强度与范围，从国家-行业-内外资企业的多维异质性视角系统评估贸易限制性政策对全球价值链网络韧性的影响。本文通过研究发现：①贸易限制性政策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网络韧性均发挥显著的抑制作用。②贸易限制性政策对所属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及经济体、所属不同行业部门、遭受不同类型贸易限制性政策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全球价值链网络韧性产生异质性影响效应。③贸易限制性政策通过提高中间品贸易成本、抑制企业技术溢出效应、降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等渠道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韧性产生负向影响。④贸易限制性政策对内、外资企业参与复杂价值链活动的网络韧性均产生负向影响，而仅对外资企业参与简单价值链活动的网络韧性产生负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维护稳定的全球经贸格局与构建具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推动制造企业数绿孪生转型的重要场域之一。本文首先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制造企业数绿孪生转型水平进行测算。接着，本文选取2010—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互联网试点平台类示范项目”（2018—2023）来构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DID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工业互联网平台对参与型制造企业数绿孪生转型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平台能显著促进参与型制造企业数绿孪生转型。同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可以通过提升制造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多主体协作创新，进而提升其数绿孪生转型水平。本研究结论不仅从平台参与制造企业的角度丰富了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企业转型的相关研究，而且为促进制造企业数绿孪生转型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绿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考察了企业的数字化投入及其所处的数字化产品网络对企业绿色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自身的数字化投入对绿色生产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所处的数字化产品网络却对绿色生产释放了强大的赋能作用，通过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和优化企业的供应链管理，提高了企业的绿色生产能力；而且，这种清洁效应在出口市场配置效率更高时会被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对规模较小、产品质量差异度更大以及“两控区”企业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依托产业关联构建数字化协同网络、优化出口市场资源配置并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通过碳风险规避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绿色竞争优势、实现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构建碳风险规避、企业绿色形象与绿色竞争优势的理论模型，采用239家企业的经验数据，对研究假设及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风险规避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系，企业绿色形象在碳风险规避对绿色竞争优势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组织学习能力能够显著调节碳风险规避与绿色竞争优势之间的倒U型关系，即较高的组织学习能力能够增强碳风险规避对绿色竞争优势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扩展了碳风险的理论体系，为“碳达峰”视域下中国企业进行低碳转型、提升绿色竞争优势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科技创新人才是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自有率的关键人才群体，各地区有效集聚科技创新人才对于推动我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295个城市作为组态研究的案例，基于舒适物理论探究了生活舒适物、工作舒适物和自然舒适物对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受到城市营造的生活舒适物、工作舒适物和自然舒适物的共同影响，而非单一舒适物能够主导。第二，不同的舒适物要素通过协同，产生了三条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实现路径，分别为“科技创新主导型”“社会经济-科技创新共同驱动型”和“多要素协同驱动型”。第三，尽管单一舒适物不构成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但以科技创新环境为核心的工作舒适物发挥着更为普适的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科技创新人才集聚的前因和舒适物理论的相关研究，为城市通过营造人才舒适物环境“筑巢引凤”提供了政策启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力量，其成长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向引领和标准支撑，但关于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构建理论模型，并收集752家制造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2015—2022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标准制定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标准制定，通过提高客户分散度这一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成长，场景多元负向调节参与标准制定与客户分散度之间的关系，技术精一正向调节客户分散度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显示，参与标准制定对规模较小及所处行业竞争度较高的“小巨人”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长路径的理解，为“小巨人”企业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中突破成长边界、更好地发挥补链强链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企业创新是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基础。那么，能否通过数据要素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效能，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本文基于异质性创新理论，将企业创新分为迭代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的企业双元创新，构建了数据要素与企业双元创新的理论模型，从理论上厘清了数据要素对迭代式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一步利用2011—2023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数据要素显著促进了企业迭代式创新和突破性创新，且对迭代式创新的影响程度更大，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的内生性检验以及替换数据要素和企业双元创新的测度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影响机制方面，企业规模对数据要素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表现为双重效应：既增强了数据要素对迭代式创新的驱动形成极化效应，又抑制了数据要素对突破性创新的赋能产生均衡效应。③异质性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对高技术密集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双元创新促进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为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目前关于企业类别跨越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呈现不一致的结论，且在科技型初创企业情境下的验证研究尚少。本文基于分类理论，利用2000—2019年中国86家科技型初创企业的451条专利数据，探讨科技型初创企业跨越不同专利类别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种群生态学观点，检验企业年龄和种群密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科技型初创企业跨越专利类别的程度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进一步发现，企业年龄增强了类别跨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而种群密度削弱了企业类别跨越与企业绩效之间的U型关系。研究结论为类别跨越不一致的影响效应提供新的解释机制及新的情境验证，对企业类别跨越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一定的管理启示。

在数字化的商业环境中，创业韧性作为创业者面对困境时有效适应、恢复并实现超越的能力，在推动其通过学习提升战略决策质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高阶理论，本文揭示了数字化环境下创业韧性对战略决策质量的影响路径。通过对313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发现，创业者的恢复韧性和成长韧性越强，其战略决策质量越高。创业韧性通过两种学习路径——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战略决策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当企业数字化水平较高时，恢复韧性对战略决策质量的正向影响会被削弱。这一发现丰富了对创业韧性积极作用的认知，为战略决策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创业者在数字化环境下运用创业韧性提升战略决策质量提供了实践指导。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框架下，协同创新作为关键路径之一，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升级和推动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疆科技进步奖数据为基础，构建了新疆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协同创新网络，并探索了该网络结构特征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协同创新程度逐步增强，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发展模式。进一步分析表明，网络中的中心度、结构洞等特征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对于创新发展核心区和非核心区存在异质性。本研究为促进新疆创新体系的优化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支撑和政策建议。

本文聚焦以文化和审美为根本价值的设计师品牌，探讨其在网络零售中如何塑造品牌身份，并通过在网店虚拟空间中常态化地整合“真人”在场感，使品牌身份稳定地落地在顾客心中，成为与企业初衷一致的品牌形象。通过对独立设计师品牌DW的质性研究，本文发现，在缺乏与顾客面对面接触的网络服务场景中，品牌可通过以产品和设计师为焦点的双重叙事，交叉互构地演绎出鲜明独特的品牌气质，并使之成为品牌身份的差异化标志。本文提出了在虚拟零售空间塑造以品牌气质为主导特色的设计师品牌的机理过程模型，揭示设计师的创意掌控是持续维护品牌气质并引发顾客共鸣的关键。本研究对解决网络零售场景中传递复杂品牌信息、与调性相投的顾客建立深度联结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在线健康社区（OHCs）是我国互联网医疗消费和健康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景，然而以往研究通常将在线问诊和健康科普视为两个独立的研究问题，针对二者潜在关联的研究较为有限。鉴于此，本研究在社会资本理论框架下引入信号传递视角构建研究模型，通过机器学习方法从OHCs平台数据中筛选细粒度的研究数据，并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出反映医生健康科普文章易懂性的“医患共同语言”变量，考察其如何对医生在线服务绩效产生影响。结果发现，健康科普文章中的医患共同语言对医生在线问诊服务绩效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医患互惠反馈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医生的职业资历显著调节医患互惠反馈对医生在线问诊服务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扩展了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与解释范畴，而且为医生如何提供优质科普知识以及在线健康社区的高效运营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启示。

职业生涯作为CEO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有助于CEO形成特定的思维结构、社会资源以及管理视野，从而对企业创新的实施产生影响，然而中国企业CEO的典型职业生涯模式有哪些，以及不同CEO职业生涯模式对企业创新有何种影响，目前尚未明晰。本文以200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手工整理了CEO职业生涯数据，并通过序列分析视角从雇主、地位及职能三个维度识别了中国企业CEO的典型职业生涯模式。研究表明，CEO职业生涯模式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从雇主背景看，相较于“民营主导型”，“单一传统型”CEO同时促进了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而“多元跨界型”CEO则会抑制企业的渐进式创新。从地位演化看，相较于“阶梯晋升型”，“创始人型”CEO对两种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从职能专长看，相较于“管理主导型”，“研发专家型”CEO在推动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上优势明显，“多元发散型”CEO则会促进企业突破式创新；需要注意的是，“生产专家型”CEO的任职与企业两类创新水平的下降显著相关。本文的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以及CEO职业生涯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研究，对完善上市公司CEO培养与选聘机制，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水平提供新的证据支持。

本研究提出了AI使用隐藏的概念，并基于印象管理理论的“双组件”模型，从印象动机与印象构建的双过程视角，探究员工AI使用隐藏行为的动机。通过对中国西南地区某大型互联网企业475名员工进行的三期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①员工感知AI使用效能与其感知的领导对AI信任或怀疑态度共同作用，激发获取型和防御型印象管理动机；②两类印象管理动机与员工感知的AI可及性协同影响其AI使用隐藏；③获取型与防御型印象管理动机均在感知AI使用效能与AI使用隐藏之间起中介作用；④感知领导的AI信任或AI怀疑态度越强且感知AI可及性越弱，感知AI使用效能通过印象管理动机正向影响AI使用隐藏的中介效应越强。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员工AI使用隐藏是技术赋能与印象管理之间的平衡策略，还有助于厘清领导态度与技术情境在塑造员工印象管理动机与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某国有企业171名员工进行三轮问卷调查，本研究探讨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工作场所偏离行为的影响机制，并探究其中的中介作用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亲组织非伦理行为正向影响偏离行为，道德推脱起中介作用。内疚情绪增强亲组织非伦理行为与道德推脱之间的关系，而道德领导抑制员工道德推脱与偏离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阐明了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对员工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影响，丰富了关于亲组织非伦理行为影响后果及其边界条件的研究理论。

当前企业经营面临日益加剧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亟须提升其所在供应链的韧性。然而，现有研究对供应链韧性形成机制的理解仍较为有限，尤其缺乏对于供应链内外部整合在韧性构建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的探讨。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本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等组织收集的622家企业的有效调研数据，深入探究供应链整合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整合对供应链韧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内部整合的促进效应优于外部整合；供应链信息共享水平在该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强化了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对供应链整合的依赖程度更高，而中型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对韧性提升的效果较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创新性地提出“由内而外”整合从而提升供应链韧性的策略，以期为企业在复杂环境下进行供应链管理提供启示。

在全球碳减排要求趋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普及的背景下，国家政策引导与区块链技术创新应用持续推动供应链企业重视碳减排实践。本文在碳交易机制下，构建了区块链技术赋能下制造商和零售商共同投入减排的低碳供应链模型，考虑政府补贴区块链搭建的激励政策，分析了低碳供应链的独立减排与合作减排策略。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应用区块链技术，合作减排相比独立减排更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碳减排水平和扩大生产，而且合作策略更有助于实现敏捷型低碳供应链。区块链技术在合作策略的补偿作用下，可以赋能企业的碳减排和生产，但取决于区块链的赋能水平以及区块链的使用成本，而且需要产品市场的反应高于碳交易市场的反应才能使低碳供应链有动力搭建并使用区块链技术，从而避免囚徒困境。政府补贴零售商搭建区块链技术的激励政策有利于缓解零售商的成本压力，但不能直接提高碳减排效率，政府应该设计多元的区块链扶持政策，扩大补贴对象范围，多样化补贴手段。

适航标准由鲜血和生命铸就，贯穿民机研制全过程，是保障民机飞行的安全底线。适航标准对安全性具有极其苛刻的要求，其最低安全性指标为10-9，任何标准条款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机毁人亡的灾难性后果。更为特殊的是，空中区域作为全球统一市场，不存在区域性保护机制或渐进式准入机制，后发国家航空产品必须在起步阶段就达到与先发国家相同的极致安全标准。这种极端的安全约束与产业竞争格局，使得后发国家在适航标准创新过程中面临着既要适应既有国际标准以获得市场认可，又要突破现有标准框架以满足本土特殊需求的“两难困境”。因此，后发国家如何破解“两难困境”，实现适航标准创新，成为管理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的复杂问题。本研究选取全球首个实现高原-平原全域适航,并获得国内外双重适航认证的AC313直升机为典型案例，采用纵向案例研究方法，探究后发国家适航标准创新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①针对适航标准的壁垒性特征，后发国家需要在常规场景驱动下构建适应性创新路径。适应性创新是通过“解构标准原理—跨平台资源整合—符合性验证”实现对既有标准的能动内化，为原创突破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②针对适航标准的科学性要求，后发国家需要在特殊场景驱动下开拓突破性创新路径。突破性创新是通过“正向设计—产学研资源整合—可行性验证”实现原创标准的科学构建，为适应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场景拓展。③提炼了适应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的相互依赖、动态转化的二元性机制：适应为突破提供科学基础，突破为适应拓展能力边界；两者在“既要又要”的复杂情境下有机统一，共同推动后发国家标准创新的实现。本研究将为后发国家在高技术标准领域实现创新突破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数字机会窗口的涌现，既带给国际新创企业在国际市场快速追赶的契机，更催生了其换道“领跑”的全新机遇，但现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讨这类企业开发数字机会窗口的战略节奏选择问题。本文选择四家成功把握数字机会窗口的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在剖析机会窗口特性的基础上，构建数字机会窗口与战略节奏的匹配理论模型。研究发现如下：①从机会转化视角，基于“创新类型”和“核心资源”两个维度，将国际新创企业所面临的数字机会窗口划分为“内向-开发性”“外向-开发性”“内向-探索性”“外向-探索性”四种类型；②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字机会窗口，国际新创企业分别采取“渐进突破”“同频适应”“灵活编排”和“高频塑造”四种战略节奏来进行机会转化，并凭借数字连接和资源整合两种战略行动的有机组合顺利推进战略节奏的实施；③在数字连接和资源整合协调组合过程中，国际新创企业主要通过“强化互补”和“协同融合”两种机制来释放行动组合的效能。本文最终所形成的理论框架，对于理解国际新创企业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独特的国际化拓展行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并响应了国际商务领域学者对于扩展数字时代新创企业国际化行为研究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