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评述了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三位学者对“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机制”的奠基性贡献。三位学者从不同维度共同构建了一个理解创新如何驱动经济增长的系统框架：莫基尔从历史视角出发，深刻揭示了支持创新的制度环境与文化信念，强调“开放的知识生态”及“增长的文化”对培育持续创新的基础性作用；阿吉翁与豪伊特基于“熊彼特式增长模型”，将“创造性毁灭”的深刻见解转化为可验证的微观机制，阐明了竞争与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和“逃逸竞争效应”：企业为追求垄断租金而进行“质量阶梯”式创新，增长是创造与毁灭的动态平衡。他们的研究承继并超越了索洛、罗默、熊彼特及制度学派理论，共同表明持续的经济增长依赖于一套能够激励创新、包容失败并确保知识自由流动的生态系统。这对我国新时代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启示在于：要实现从“追赶范式”向“前沿范式”的战略转型，必须超越单纯的研发投入，致力于营造鼓励探索的文化氛围、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实施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精细化产业政策，为引领型创新奠定坚实的制度与文化根基。

创造协同价值是提升企业并购绩效的决定因素。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为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框架提供了有益补充。在并购过程中，并购双方企业社会责任的协调是催生协同效应的关键动力，对并购绩效存在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一致性视角，采用多元回归与响应面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二元信息，考察并购双方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匹配组合对并购绩效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双方企业社会责任一致性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同时，企业社会责任一致性组合在“收购方高-目标公司高”情形下的并购绩效显著优于“收购方低-目标公司低”情形。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并购双方处于相同省份、相同行业，或高管均为研究生学历时，企业社会责任一致性对并购绩效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一致性如何创造协同价值，进而影响并购绩效的内在机理，深化了并购协同效应基于匹配的前因研究，为企业并购策略和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经验依据。

在全球变暖和低碳转型背景下，银行体系面临严峻挑战，评估气候变化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事关金融稳定，其中气候变化对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冲击效应是重要视角。本文以异常气温为气候变化的代理变量，使用2003—2022年74家上市银行微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异常气温升高显著降低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水平；高资本充足率的银行风险容忍度更高，而银行规模在气候变化影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中没有发挥显著调节作用。本文还探讨了气候变化影响银行主动风险承担的不良贷款率渠道和资产负债表能力渠道。对于不良贷款率渠道，异常气温升高将提升不良贷款率而造成银行惜贷行为，降低主动风险承担水平；对于资产负债表能力渠道，异常气温升高则降低风险资产价格而使银行资产负债表能力受损，抑制银行主动风险承担。本文印证了气候变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为监管当局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维持银行体系稳定和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供政策参考。

随着生产分割模式的不断加强，世界贸易格局随之改变，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嵌入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契机。本文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OECD编制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在测算各国（地区）装备制造业节点中心度等指标的基础上，考察生产网络发展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装备制造业嵌入出口网络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而进口网络恰好相反。由于出口网络的正效应遮掩了进口网络的负效应，生产网络的节点中心度依然具有正向提升作用。（2）装备制造业嵌入生产网络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在时间和行业层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政府控制力与研发创新是装备制造业嵌入生产网络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渠道。（4）生产网络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表现为嵌入深度与多样性的交互效应、进出口网络互动效应、马太效应及挤出效应。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中有效优化关系结构布局，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提供参考依据。

个体的低碳行为是推动消费端碳减排、牵引生产端绿色转型的着力点。实现城市居民低碳行为的“认知—参与—扩散”统一，是确保这一着力点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本文借鉴涉入理论，从认知到行为全过程视角界定了低碳涉入的概念，并以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了低碳涉入的维度，构建了城市居民低碳涉入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深入分析了城市居民低碳涉入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低碳涉入包含低碳认知涉入、低碳信息涉入、低碳行为涉入、影响他人涉入4个维度；城市居民低碳涉入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低碳行为涉入的均值最高，影响他人涉入的均值最低；在低碳涉入影响因素方面，低碳效用感知是核心因素，直接影响低碳涉入的4个维度，个体与社会层面的因素对低碳效用感知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因素通过低碳效用感知作用于低碳涉入。研究结果为理解和促进城市居民低碳行为提供了重要启示。

受国际供应链重塑、预期转弱、地缘冲突等诸多因素影响，企业所可能面临的衰退问题日益严峻。创新既是推动我国制造企业转型、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扭转衰退的重要途径，但面临衰退，企业间的创新活动却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为差异。针对于此，基于2013—2020年中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运用层级回归分析、Bootstrap等方法探析了企业衰退对创新变革活动影响的传导路径和冗余资源对其的干预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衰退借由风险偏好的改变，影响创新变革，风险承担性完全遮掩了衰退对创新变革的影响作用，而风险承担性的这一中介作用机制又受企业自身所拥有的冗余资源状态影响；冗余资源双路径调节了风险承担性的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抑制了企业衰退对风险承担性的正向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又推动了风险承担性对创新变革的促进作用。相关研究发现可为面临资源缩减和合法性下降双重困境下衰退企业的创新复苏提供实践启示。

企业人工智能（AI）创新“何以实现，又如何致远”是极具价值但知之甚少的研究问题。本文基于TOE框架，结合fsQCA和PSM方法，以201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技术条件（技术广度与技术深度）、组织条件（ICT能力、AI存量与AI年龄）、环境条件（地区AI生态环境与行业ICT创新氛围）对企业人工智能创新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组态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①AI存量是高水平人工智能创新的必要条件。②高水平人工智能创新存在3种驱动路径，即动态学习强创新、自力更生谋创新与内外协同促创新。③增量效应检验表明，相对于7个条件的单独效应，组态路径对人工智能创新有更好的解释力度。④多时段QCA分析结果显示，组态路径的变化分别呈现出“涌现轨迹”“缓冲主导轨迹”和“主导轨迹”3种类型。⑤引致高水平人工智能创新的路径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从组态视角拓展了人工智能创新前因的研究，并为AI“现代生产率悖论”提供新的解释视角，为企业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创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启示。

基于组织生态理论，从生态位视角剖析创业企业成长路径，结合初创期创业企业的孵化特征，引入机会与资源开发作为中介变量、市场动态性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孵化器与初创期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影响关系的作用机理。以386个入驻孵化器的初创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孵化器支持对资源拼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对机会评价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资源拼凑与机会评价对初创期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孵化器支持对初创期创业企业生态位提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并且会通过资源拼凑与机会评价间接影响初创期创业企业生态位的提升。另外，市场动态性对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填补了组织生态理论在创业企业成长领域的空缺，并对初创期企业如何通过占据优势生态位而跃迁成为瞪羚企业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重要推动力，而企业战略差异是否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创新？利用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战略差异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则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越低。（2）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越会增加第一类代理成本。同时，战略差异度越大，越会加剧外部融资约束，并导致企业债务违约风险上升，从而对上述关系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3）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对绿色创新的负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低企业、战略保守型企业，以及非高污染行业企业中。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及战略差异度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对于地方政府实施针对性绿色创新激励政策，以及企业根据自身特质与战略定位抓住市场机遇提升绿色创新能力等有重要启示。

差序格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创新与转型是家族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本文以2008—2018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对家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可以提升家族企业创新绩效。（2）制度环境会削弱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3）家长权威有助于加强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4）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通过缓解代理问题、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家族企业创新绩效。（5）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高新技术企业中，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家族股东亲缘差序格局与家族高管亲缘差序格局显著正相关。本文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开展研究，有助于拓展家族企业创新的研究视角。

职场挫折是一种普遍的组织现象，有的人知难而退而有的人却迎难而上。现有研究普遍认为，经历职场挫折会让员工产生威胁感知形成回避退缩等消极行为；相反，也有研究认为，职场挫折会激发员工挑战自我的潜能，展现出主动改变等积极行为。为厘清上述分歧，本文基于特质激活理论，沿着“情境×特质→评估→行为”的逻辑主线，探讨了面对挫折员工因何知难而退又何时迎难而上。本文采用情景实验法和多源多波配对的问卷调查法，研究结果揭示：①职场挫折与外部控制点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阻碍评估进而增强工作退缩行为；②职场挫折与内部控制点的交互作用正向影响挑战评估进而增强主动变革行为；③正价上级发展性反馈抑制职场挫折对外控型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进而抑制挫折诅咒效应；④正价上级发展性反馈增强职场挫折对内控型员工行为的激活作用，进而放大挫折磨砺效应。研究解释了挫折诅咒效应和挫折磨砺效应的内在机制及其干预条件，表明员工的控制点特质会使其在解读职场挫折线索时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评估，从而解释了职场中员工面对挫折形成截然不同行为的实际现象，也为组织干预职场挫折影响员工行为表现提供了理论解释和转化思路。

魅力型领导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领导方式之一，但魅力型领导存在两面性——公/私权魅力领导。厘清不同权力动机的魅力领导者的不同影响，对构建关于魅力型领导的正确认识，深化和发展魅力型领导理论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领导力的社会认同理论，探讨了组织情境中公权魅力领导与私权魅力领导对下属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公权魅力领导能促进下属的深层扮演，私权魅力领导能促进下属的表面扮演；下属的深层扮演中介了公权魅力领导与下属幸福感的正向关系，下属的表面扮演中介了私权魅力领导与下属幸福感的负向关系。此外，道德认同加强了公权魅力领导与下属深层扮演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且削弱了私权魅力领导与下属表面扮演之间的正向关系。

在渠道行为理论中，渠道沟通策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本研究以制造商和经销商的渠道合作关系为研究情境，探讨制造商个人影响力对渠道合作绩效的影响，并根据差序格局理论，从企业多层次社会关系视角探讨这一影响关系的边界作用机制。本研究将问卷调查数据与二手数据相匹配，应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个人影响力会提升渠道合作绩效；私人间关系和政企间关系会强化个人影响力对渠道合作绩效的正向影响，同时，政企间关系在其中的作用大于私人间关系；企业间关系对个人影响力与渠道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显著影响。

随着AI在工作场所的普遍运用，AI逐渐成为员工工作的合作者，并对员工的行为表现产生深刻影响，而AI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仍需深入探索。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分别从功能和关系视角出发，探讨AI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采用情景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开展研究。情景实验结果表明，AI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具有正向影响，AI培训不仅正向调节AI使用和宽度自我效能感的关系，还正向调节AI使用和过程参与感的关系。问卷调查结果表明，AI使用通过宽度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也通过过程参与感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宽度自我效能感和过程参与感在AI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AI培训水平越强，AI使用通过宽度自我效能感和过程参与感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越强。研究结果进一步拓展了AI使用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为智能化工作场域中的员工绩效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工作退缩行为在职场中十分常见，且对组织和个人的绩效有着潜在危害。已有研究探讨了领导奖励在引导员工行为方面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对领导“不奖励”的关注较少。鉴于领导奖励缺失等领导“不作为”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性，其对员工工作退缩行为的作用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通过对317名员工的两阶段问卷调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①领导奖励缺失对员工工作退缩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②组织自尊在领导奖励缺失与员工工作退缩行为之间发挥间接效应；③资质过剩感在领导奖励缺失与组织自尊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员工资质过剩感越高，领导奖励缺失对其组织自尊的负向影响越明显；④资质过剩感还调节了组织自尊在领导奖励缺失与工作退缩行为之间的间接效应，员工资质过剩感越高，该间接效应越强。本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工作退缩行为形成过程的认识，为组织有效地防范和降低员工工作退缩行为提供了借鉴。

我国上市公司的审计质量一直饱受争议，而近些年一再爆雷的“存贷双高”型企业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上市公司造假案件不仅对资本市场造成极大冲击，也集中暴露了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工作中的职责缺位与利益勾结问题，引发了市场对企业“存贷双高”异象与审计质量问题的关注及担忧。立足于当前证监会坚持“一案双查”的现状，究竟上市公司的“存贷双高”异象与审计质量间存在何种关系？如何来改善“存贷双高”型企业的审计质量以防范风险？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系统验证了“存贷双高”型企业存在的低水平审计质量问题，凸显了这一财务异象潜在的隐患特征。进一步，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外部治理渠道展开了缓解机制的探究，并探究了“存贷双高”影响审计质量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提升审计委员会的人员规模与独立性可以有效改善“存贷双高”型企业的审计质量，而公司面临的卖空压力越大、媒体关注度越高亦能显著提高“存贷双高”型企业的审计质量。同时，“存贷双高”通过审计合谋影响审计质量。上述结果不仅揭示了现阶段审计工作在防范“存贷双高”型企业爆雷中的职责缺位，也给相关市场主体预防风险和监管部门加强监督提供了借鉴参考，有助于资本市场更好地认清“存贷双高”这一财务异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

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对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了重大威胁，已有上市公司财务欺诈识别模型的相关研究很少考虑上市公司之间及其与金融实体的关联特征，这些关系是否可以提高欺诈识别的准确性有待探索。本研究提出考虑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的财务欺诈识别方法，该方法利用知识图谱刻画上市公司之间的共同人员、一致行动、共同关联方关系，通过知识推理提取同构网络，将同构网络特征与公司自身特征相结合，使用轻量级梯度提升机算法（LightGBM）构建欺诈识别模型。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的真实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关联关系网络特征有助于提高财务欺诈识别的准确性。与其他机器学习方法相比，结合网络特征的LightGBM取得了更好的性能。

近年来，如何防范和化解企业债务风险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供应链金融作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也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利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短贷长投的角度考察了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债务风险的缓释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实施供应链金融战略能有效抑制短贷长投这一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双向供应链金融和数字供应链金融的效果更好。进一步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是通过增加内源性融资和股权融资减少短贷长投；供应链金融对短贷长投的抑制效应在长期债务融资能力较弱和短期债务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供应链金融对短贷长投的抑制作用能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以及提升盈利能力和投资效率。本文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用机制和短贷长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债务风险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更好地利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绿色债券有利于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矛盾。为进一步推进绿色债券发展，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优惠政策，但优惠政策真的提升了绿色债券环境效益吗？本文以2016—2023年我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公司发行的绿色债券为样本，构建绿色债券环境效益量化函数计算环境效益，运用多期DID模型研究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对绿色债券环境效益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地方政府优惠政策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债券环境效益，且直接优惠政策提升效果更明显；②地方政府优惠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投资者信心、加强媒体监督提升绿色债券环境效益；③“双碳”目标对于地方政府优惠政策提升环境效益具有激励作用，并且在国有企业、绿色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企业、环境治理力度大的地区企业中提升效果更明显。本文对于理解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如何影响绿色债券环境效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为监管部门完善绿色债券优惠政策提供了参考。

个体行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正确理解数字经济中的个体行为模式和特征，对推动数字经济平稳、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大学生为实验对象，基于微信“跳一跳”小程序设计随机控制实验，实证检验了网络外部性对数字经济中个体行为的影响及特征。研究结果显示：①网络外部性对玩家的游戏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②网络外部性对个体行为的“网络效应”与“熟人效应”呈现互为替代关系。③网络外部性不会引发个体长期非理性行为。玩家在网络游戏中不会因为网络外部性而长期忽略个人信息，随着游戏习惯的养成和游戏经验的积累，玩家在进行游戏决策时会逐渐回归自身固有喜好。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数字经济运行规律与逻辑，对数字产品开发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均有重要启示。

电商平台供应链融资中口碑操纵问题不容忽视。本文在供应商资金充足和有资金约束且电商平台提供融资服务两种情形下，构建和求解电商平台供应链的决策模型，分析口碑操纵对供应链均衡决策和效益的影响，探讨电商平台融资策略和供应商口碑操纵作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一定条件下，口碑操纵会驱使供应商积极提升产品质量，对供应商和电商平台均有利。（2）当单位口碑操纵成本在一定范围内或口碑操纵程度低于一定阈值时，口碑操纵会产生“信息效应”，消费者会做出购买决策，满足其一定需求。（3）电商平台可以通过融资利率调控口碑操纵的双重性影响和消费者效用得失的边界。研究结果表明，电商平台供应链融资运作中，提升产品口碑和美誉度的根本是提高产品质量，电商平台应制定合理的融资策略，以有效控制和优化网络口碑信息，实现供应链成员之间以及消费者的共赢。

社群电商作为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兴商业模式，其独特的价值创造机制对企业和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对其内在逻辑与运行机制的系统探讨仍显不足。本文从价值创造、生态系统等理论视角出发，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方法，以梦饷集团、德汇好物、西域小白三家代表性社群电商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动因—行为—结果”研究主线，编码提炼出“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社群渠道构建”“技术快速迭代”“利益相关者赋能”和“社群电商价值创造”5个核心范畴，构建社群电商价值创造机理模型并提出5项理论命题。研究发现，社群电商通过社群渠道构建和技术快速迭代激发价值共创能力，在利益相关者赋能与资源协同中实现价值扩展，并通过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实现持续性价值创造。本文深化去中心化运营模式下的价值创造逻辑，扩展平台生态系统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为企业设计可持续的社群电商模式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政策制定与行业规范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从中国文化演进而来的企业组织是根植于关系交往的有机生命体，应对环境变化时依靠信任明确日常活动的秩序与边界。价值逻辑主导的信任可能会破坏和睦相处的关系身份，不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文运用双案例分析方法，探究忠于上下有义的信任与企业成长的机理。研究发现：第一，在日常交往的关系之道上，忠义为信任提供了行为约束力。第二，出于行动者的卑让，上司谦卑的领导风格和内外成员的谦让在情感共通中形成了忠信的关系实践。进一步发现，忠于道义行为促进组织上下“心往一处想”，调动层级相推的整体性力量；信于本分行为通过维系内外关系，推动成员“劲往一处使”，不仅能够把握组织发展机会，而且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快速恢复健康状态。研究表明，遵从道义的信任在和睦共处的关系维持中推动企业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