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黏性预期和过度自信的刻画投资者信念偏差的行为模型，通过对资产收益序列相关性的分析来解释存在于市场中的若干金融异象。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可解释市场中的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且黏性系数越大，发生反转的时期越晚；过度自信系数对发生反转的时期产生非单调的影响；短期动量效应在全时段上表现出较强的稳健性。应用该模型也能对其他的金融异象（事件研究中的价格漂移现象和同行业内风险证券收益的领先-滞后效应）给予较好的解释。实证结果表明黏性预期与过度自信能对动量效应和反转效应的产生给予较好的解释。其中，黏性系数高的组合动量效应较为显著。在同一黏性程度的组合中，过度自信程度更高的股票组合中长期反转效应更显著。

数字经济加速向农业农村渗透，成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引擎。那么，数字经济如何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本文在深入阐释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内涵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剖析了数字经济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利用2011—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具有直接促进效应，并且在中部地区、平原地区和工业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数字经济能够通过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村创业水平间接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第三，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基于农村人力资本的非线性效应。当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超过6.635时，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会发生结构性跃迁。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数字经济对于农业高质高效发展的作用机理，可以为利用数字经济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为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应加快数字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技术创新，完善农村创业支持政策以及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

企业员工薪酬竞争力是影响员工队伍稳定和战略执行的关键因素。本文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创新对企业员工薪酬竞争力的影响，发现其显著提升了员工薪酬在行业中的竞争力，且对低分位企业影响更为显著。同时，数字化创新对工业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和营商环境较优城市的企业，以及技术人员占比较高和CEO具有信息技术背景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从机制上看，上述影响主要通过提升财务绩效和人力资本实现。此外，数字化创新扩大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而员工薪酬竞争力负向调节了上述影响。同时，员工薪酬竞争力的提升扩大了数字化创新对企业成长的促进效应。

ESG报告作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重要载体，由于其自身存在披露原则不清、披露体系不全等问题，企业选择碳信息漂绿动机加大。本文基于2018—2022年沪深A股市场发布ESG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碳信息漂绿对投资者情绪的直接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碳信息漂绿调动了投资者情绪，但在衰退期企业、机构投资者、低绿色投资偏好和市场化程度低与政府干预强（“小市场大政府”）分组中并不明显。同时，环保补助、融资约束在碳信息漂绿与投资者情绪间具有中介作用，但其呈现“遮掩”效应。此外，投资者情绪放大了碳信息漂绿对内部企业价值和外部股价崩盘风险的不利影响。本文在丰富碳信息披露领域的计量与经济后果研究的同时，为规范ESG信息披露提供了参考。

基于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受到反垄断执法的数据库，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考察了股票市场对反垄断执法的反应，为中国反垄断执法的惩戒效应提供了初步证据。具体地，本文发现，在反垄断立案调查和处罚决定事件附近，市场均产生显著的负反应，被执法企业的市值损失达到11.5%。在一些垄断违法的典型行业，市场负反应还会溢出到整个行业，说明反垄断执法不仅惩罚了违法企业，还能有力地威慑整个垄断行业。进一步分析市场反应的异质性表明，市场反应的大小除了能被直接违法成本、垄断利润调整成本和市场信号机制解释外，在中国独特的反垄断执法制度背景下，违法企业的央企性质、执法机构类型、违法信息公开及时程度，同样会影响市场反应大小。本文的结论对评价中国反垄断执法成效、指导反垄断立法和执法机构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时频域视角出发，基于小波理论研究了国内外碳市场、原油期货市场及能源股票市场之间的关系，利用基于Lipschitz指数的小波模极大值算法挖掘市场的结构突变特征，并采用多元小波相干分析方法分析碳市场与其他市场间的时频域相关性。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综合考虑碳市场结构突变与市场间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碳市场存在多个不同类型的结构突变点；这些结构突变可能是由于政策颁布、经济形势变化、市场改革和地缘政治事件等因素引发的。当碳市场发生结构突变时，碳市场与其他市场间的二元小波相干性和三元小波相干性均有所增强。在原本的二元小波相干系数图中呈现较强相关性的时频域，三元小波相干性同样较强；而部分在二元小波相干系数图中呈现弱相关性的特定时频域，在三元小波相干系数图中却呈现强相关性，其增强与地区因素以及第三个市场的交互作用有关。本文扩展了信号处理领域分析方法在研究市场结构突变特征以及分析市场相关性方面的应用，结合金融时间序列分析，将多个市场纳入研究范围，并挖掘到了更高精度的信息。

在投资中考虑ESG因素是机构投资者的一种主流投资策略，但机构投资者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却存在着很大争论。本文选取保险机构投资者这一特定对象，采用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保险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在控制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保险机构投资者主要通过改善公司治理这一路径促进上市公司提升ESG表现。当上市公司面临严重融资约束、公司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力量较大、公司所在地的法律环境较好时，保险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针对保险机构投资者特征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保险机构投资者、大型保险机构投资者更能促进上市公司的ESG表现提升，而外资保险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ESG表现并无显著影响。本文的发现为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丰富了保险机构投资者与资本市场领域的研究，同时，为我国监管部门完善保险机构权益投资的监管政策、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但现实中数字创新常面临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的困境。现有研究多从资源基础缺陷或个体抵制的单一视角出发进行分析，缺乏从高管与员工双主体视角探讨困境原因及应对策略。本文通过企业高管与员工的配对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高管与员工的任务需求和数字技术应用不一致时，员工可能受高管影响而采取偏离自身任务需求的行为，从而对数字技术使用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提出“偏离行为”的概念，揭示在双主体互动下数字技术对创新实现既存在助推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同时，流程智能水平和跨层认知差异分别调节两种效应。由此指出，企业可通过减少协同需求和优化协同质量来突破上述困境。本研究不仅为企业数字创新中面临的价值感知与实现背离困境提供了理论解释，拓展了技术可供性的情境研究，也为企业高管与员工达成共识、有效获取数字创新价值提供了管理启示。

本研究基于生态系统“隶属观”与知识基础理论，探讨本土跨国公司创新生态网络位置关系影响其创新生态系统生态位适宜度（以下简称创新生态位适宜度）的内在机理与情境机制，并采用电子设备制造业116家本土上市跨国公司2011—2020年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本土跨国公司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生态网络同位置和异位置关系均正向影响创新生态位适宜度，但异位置关系比同位置关系更能提升创新生态位适宜度；研发国际化在创新生态网络位置关系与创新生态位适宜度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知识搜寻广度与深度在创新生态网络同位置关系与创新生态位适宜度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异位置关系与创新生态位适宜度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创新新颖度在“异位置关系—研发国际化—创新生态位适宜度”中介路径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跨国公司研究的应用，而且为本土跨国公司更高效地借助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对社会总体收入分配格局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借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对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市场化改革对微观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显著提高了企业普通员工平均薪酬，同时抑制企业高管平均薪酬，进而缩小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机制分析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带来的市场化水平提升可以通过减少企业寻租、促进市场公平充分竞争以及缓解融资约束这3条渠道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证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企业内部收入不平等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所处地区制度环境较差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基于高管薪酬结构分解视角的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表现为抑制不合理的超额薪酬差距，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强化了合理薪酬差距产生的绩效激励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通过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来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了新的启发。

本文选取2008—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高管人员履历信息的来源属性作为数据样本，将其区分为内部晋升和外部引进两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高管人才选拔观的量化指标，进一步探究两类选拔观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差异影响。结果表明：①企业偏好内部晋升高管人才选拔观能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偏好外部引进高管人才选拔观则会减弱企业创新能力。②企业偏好外部引进高管人才选拔观会降低商业信用，而偏好内部晋升高管人才选拔观能够提升商业信用，继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③企业偏好内部晋升高管人才选拔观还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效率，较好地将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④企业偏好内部晋升高管人才选拔观能够增强高管薪酬与创新业绩的敏感性，从而建立有效的创新业绩激励机制，并且给予了更大的短期业绩下滑“容忍度”，激励管理者致力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本文结论为企业偏好何类高管人才选拔观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实证依据，对我国加快实现人才强国驱动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有关社会责任后续的探讨大多关注了其对企业经济效应的影响。本文基于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线索一致性理论等，探讨了家族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对其自身行为的规范作用，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第一，社会情感财富保护的动机会促使家族企业更在乎企业声誉，而利益相关者基于线索一致性视角则会看重企业行为的前后一致性，上述作用使得社会责任履行状况较好的家族企业更加规范自身的行为，从而减少后期违规经营的可能性。第二，家族逻辑和企业逻辑在上述作用之间发挥了一定的调节效应，一方面，从家族逻辑出发，家族成员参与更多的企业会更在乎家族的声誉，因此，也更有动机维持家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市场声誉；另一方面，从企业逻辑出发，家族企业必须考虑经济效益，当家族企业面临较严重的财务风险时，会更多地以快速修复财务表现为核心诉求，此时履行社会责任对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会有所削弱。第三，当家族企业面临激烈的同行社会责任履行压力时，履行社会责任对违规行为的约束作用也会进一步增强。本文的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家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进一步丰富了社会责任和违规行为的研究成果。

自愿性工作行为意向（DWBI）的个体内水平转换与选择正日益受到学界关注。现有研究多聚焦人际行为结果，却极少关注个体多维度行为意向如何在情境作用下发生转换与选择。本研究整合计划行为理论（TPB）、自我决定理论（SDT）与动机层次模型（HMIEM），构建并检验两阶段双重调节的中介模型，基于461份多时点数据，从动机视角对差序氛围感知与DWBI间作用路径进行更为细致的探讨，从而打开行为选择触发机制“黑箱”。结果表明：①差序氛围感知与工作动机及DWBI显著相关；②工作动机在差序氛围感知与DWBI间起中介作用；③领导情绪表达感知调节了差序氛围感知经工作动机对DWBI的间接效应。本研究为自愿性工作行为的多重触发路径与边界条件提供了新的证据。

越轨创新作为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既有研究探究了越轨创新在组织层面、领导层面、工作层面、个体层面的前因，但聚焦特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越轨创新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为突破这一局限，本研究基于工作能量整合模型，从授权(工作自主性)-赋能(工作繁荣感)双路径来解析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越轨创新的触发机制，并考察安全支持型领导在其中的边界作用。通过179家中小型企业1095名员工三阶段配对数据，研究结果表明：①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显著激发员工越轨创新。②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繁荣感可同时中介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越轨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即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通过提升员工工作自主性和工作繁荣感来促进越轨创新。③安全支持型领导对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工作繁荣感→越轨创新的间接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安全支持型领导水平越高，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经由工作繁荣感对员工越轨创新的积极影响越强；而安全支持型领导对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工作自主性→越轨创新的间接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研究从能量激活视角，丰富了越轨创新在管理实践层面的前因研究，拓展了包容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后效研究，深化了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与领导力的交互效应研究。为企业推行包容管理策略以激发员工越轨创新提供了理论启示。

代际传承阶段的创新决策对家族企业的长期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为创新决策调整提供异质性知识和增进继任者权威合法性两个视角，使用2010—2022年完成传承的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样本，探究跨代创业对代际传承不同阶段（参与管理前后和接班前后）创新决策的动态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随着传承进程的演变，跨代创业对家族企业创新决策的调整效果逐渐显著，即高风险的探索式创新明显增加。并且，对于环境不确定性较高、重资产、大规模和高新技术家族企业，跨代创业对其接班后的探索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持续性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跨代创业的家族二代更多依靠自身权威的树立及巩固来推动创新决策调整，而非父辈帮扶，且接班后能更有效地引导资源流向探索式创新，为资源紧缺的家族企业塑造长久竞争优势。

数字创新正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深刻影响，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投资数字技术，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本文探讨了业绩期望差距与公司数字创新之间的关系，发现当公司实际业绩与期望业绩差距较大时，管理者将面临更高的变革压力，驱动企业进行转型升级，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探讨业绩期望差距对公司数字创新水平的影响路径发现，业绩期望差距通过提高公司数字化战略变革动机，最终促进公司数字创新水平的提升。此外，在同等的业绩期望差距状态下，融资环境越宽松、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人力资本质量越高，业绩期望差距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高其数字创新水平。本研究不仅诠释了公司进行数字创新的动因，也揭示了业绩反馈促进数字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有序运行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作为同行业企业间联结的纽带，大量学者探讨了共有股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共有股东如何影响企业审计工作。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有股东对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共有股东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和制约管理层审计合谋倾向的双重机制显著降低公司异常审计费用。经过识别共有股东变化情况、工具变量法、熵平衡法等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当公司管理层权力越大、所处地区市场化水平越低时，共有股东发挥协同治理作用降低异常审计费用的效果更加显著。并且，共有股东在降低异常审计费用的同时提高了审计质量。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部门加强对异常审计费用和审计质量的监管，健全和完善审计议价规则提供了经验参考。

基于ESG理念强势兴起与政府推行“去杠杆”政策的双重现实背景，本文从“治理效应”与“资源效应”分析ESG责任履行如何作用于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有效减少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且这一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企业与处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中更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ESG责任履行在“治理效应”渠道会通过强化内部控制与降低下行风险来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在“资源效应”渠道则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杠杆操纵。对ESG拆分回归显示，S与G维度的责任履行对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较大，而E维度的责任履行所发挥的作用有限。区分杠杆操纵手段可以发现，ESG责任履行主要抑制名股实债，而对表外负债的抑制作用并不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抑制杠杆操纵后，企业价值与企业成长性可以得到有效提高。研究结论明晰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杠杆操纵行为的治理机制，可以为化解企业债务危机，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团队断层已成为解释团队内子群体互动和团队效能的重要指标。然而，目前对团队断层影响团队绩效的效果和机制的解释，仍需要从更全面系统的理论视角来进行研究。整合了最优区分理论和网络结构视角，从团队断层如何满足个体“求同存异”的需求出发，本文构建了团队断层通过改变团队内部协作结构，进而影响团队运营绩效的理论模型。以165个工作团队的4022份问卷数据及后期客观运营绩效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团队断层对团队协作网络密度具有倒U型影响，团队协作网络密度在团队断层与运营绩效间起非线性中介作用，上述过程被团队领导结构洞所强化。本研究为理解团队断层的关键后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有助于厘清团队断层产生影响的过程机制，并为企业管理异质性团队提供实践启示。

“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组织文化是推动民营企业积极履行本地社会责任的内在驱动力，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到该现象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本文基于企业文化与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框架，探讨“和合”文化对民营企业本地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基于2007—2021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企业样本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和合”文化对民营企业的本地社会责任履行存在促进作用，这一影响在企业注册地市场化程度高以及高管本地任职时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和合”文化在儒家文化氛围较为浓厚地区的企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和合”文化在东部地区发挥的作用最大，在中西部地区发挥的作用较小，东部地区民营企业的本地社会责任履行受“和”“合”文化的共同影响，而中部地区更受“合”文化的影响，西部地区则更受“和”文化的影响。本文将企业“和合”文化、民营企业本地社会责任等战略决策进行有机融合，拓展了关于企业文化以及企业本地社会责任履行方面的理论研究，对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理论价值的中国式管理学核心研究议题具有积极意义。

重大工程项目以其极端复杂性对廉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出了严峻挑战。本文基于对“世纪工程”平陆运河的深度调研分析，系统剖析其通过构建“制度-技术-流程-文化”四位一体的廉洁治理生态系统，有效破解“工程腐败黑箱”与监督碎片化难题的创新机制与实践路径。案例研究表明：平陆运河以制度创新构筑“不能腐”的刚性约束，以技术赋能打造“不易腐”的数字治理底座，以流程再造形成“不敢腐”的透明运行闭环，以文化浸润培育“不想腐”的价值认同。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并验证了技术赋能的“全要素-全周期-全链条”廉洁治理新模式，揭示了“四位一体”与“364”特色实践对治理优化的创新耦合机制，推动了重大工程廉洁治理从“事后惩处”向“系统免疫”的范式转型。结合“147”监督体系、数字孪生平台、“364”特色做法与万众廉洁创新实践，实现了“四位一体”创新机制的耦合与协同增效，产生了“1+1+1+1>4”的系统效能。它超越了传统廉洁治理措施“点状发力”的局限，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如何转化为具体治理效能，为全球重大工程廉洁治理提供了可参照、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生鲜电商如何有效进行质量安全管控以提高产品质量和相关各方主体收益备受关注。以京东生鲜为例，采用“动因—行动过程—影响”的逻辑轴线，探究了生鲜电商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实现有效管控的动态过程，揭示了生鲜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机制。研究发现：①生鲜电商质量安全管控主要经过探索建设期、深化管理期、能力沉淀期三个阶段，呈现“质量保证—质量改进—质量创新”的发展趋势；②生鲜电商通过“设计管控流程—明确质量标准—增强信号传递”这一动态过程，构建了全链路质量安全管控体系；③生鲜电商质量安全管控机制是通过质量干预、信号传递和适度管控影响上下游主体行为，降低不合格产品进入市场风险，激励生产商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优质优价，实现供应链网络均衡，提高交易效率。本研究不仅丰富和拓展了供应链质量管理理论在平台治理中的应用，也为生鲜电商企业质量安全管控提供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