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极具潜力。本文基于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滞后模型，检验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新基建整体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驱动作用，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信息型、融合型和创新型三类新基建对城乡融合发展都存在正向影响，其中信息型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依赖于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型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依赖于产业结构升级，而融合型基础设施的作用发挥则可以通过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二者共同传导。因此，应考虑区域内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情况，科学规划布局三类新基建的投资建设，加强区域间新基建规划联通，发挥新基建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审计市场存在“事务所规模大—审计质量高”的一般关系，本文使用公司是否发生会计舞弊作为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研究融券制度的实施能否提高大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研究发现，融券制度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大规模事务所对公司会计舞弊的抑制作用。此外，融券制度对大规模事务所审计质量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内部治理环境差和产权性质为民营的公司样本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发现，融券制度通过促进负面信息传播和提高大规模事务所诉讼风险两种渠道提高大规模事务所防范公司会计舞弊的能力。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审计声誉理论和诉讼风险理论，在实践上为我国事务所从“做大”到“做强”的转变提供了经验借鉴。

近年来，绿色信贷在推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上市公司在绿色信贷活动中的违约行为将带来金融市场的信任危机以及影响“双碳”目标的实现。因此，如何精准识别和预测上市公司的绿色信贷违约风险已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基于此，首先，本文构建综合绿色信贷违约占比和主体信用评级的违约风险度量指标，并挖掘上市公司绿色信贷数据开展特征工程；其次，基于自编码机制，融合多种神经网络技术，设计AE-MA-CNN-LSTM混合深度学习模型对上市公司绿色信贷违约风险进行预测；最后，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多个评价指标方面取得了更好的预测效果，具有较高的召回率和AUC。本研究为识别和防控上市公司绿色信贷风险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政府和投资者及时掌握企业绿色信贷动态具有参考价值。

产业基础能力薄弱已成为制约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2013—2019年中国省域数据，构建了产业基础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模型分析了中国省域产业基础能力的σ收敛特征，并运用连续型DID模型和连续型空间DID模型实证分析了“制造强国”政策对中国产业基础能力的影响效应。主要结论如下：①中国省域产业基础能力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特别是2015年“制造强国”政策实施后，中国省域产业基础能力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收敛现象，不存在σ收敛，仍具增长潜力；②“制造强国”政策提升了产业基础能力，且政策的正向促进效应持续；③考虑政策的空间影响后发现，“制造强国”政策对产业基础能力存在本地、邻地和整体地区的正向空间效应，且空间溢出效应大于对本地的直接效应；④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强国”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产业创新基础能力和产业基础设施服务能力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对于产业基础供给能力的影响仅存在空间总效应，对于产业竞争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管控能力尚无明确影响；⑤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是“制造强国”政策影响产业基础能力的两个机制，且这两个机制的传导路径皆对本地和整体地区存在正向影响，对于邻地存在负向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企业碳绩效的提升对于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以往关于企业碳绩效的研究对于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重视不够。针对该问题，本文基于WSR方法论，突出利益相关者的能动作用，分析了利益相关者驱动对碳绩效的影响以及碳战略管理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利益相关者驱动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碳绩效。其中，政府驱动、股东驱动、债权人驱动、客户驱动对企业碳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②碳战略管理在利益相关者驱动对企业碳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③在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中，利益相关者驱动对企业碳绩效的影响更强，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低碳试点城市的企业中，碳战略管理的中介效应更强。WSR方法论为企业提升碳绩效提供了“人理”视角，为企业进行碳战略管理和利益相关者管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公共机构作为节能降碳的重要领域，在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中起着示范引领作用。本文以北京市公共机构为例，基于2014—2020年各辖区、各类型公共机构能源消耗统计数据进行碳排放测算，并综合运用泰尔指数、Slope值和ESDA方法开展了北京市公共机构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研究。研究表明：①2014—2020年北京市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取得显著成效，总体碳排放量呈现波动下降趋势，实现化石能源消费累计碳减排57.2万吨；②2020年北京市公共机构碳排放总量为457.7万吨，主要集中在教育、国家机关和卫生三类公共机构，占比达到83.5%；③北京市各辖区公共机构碳排放量存在显著差异，中心城区是北京市最主要的碳排放地区，其次是新城区、生态涵养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④北京市各区域公共机构碳排放存在正向空间关联特征，高-高集聚（HH）和低-低集聚（LL）是主要的局部空间自相关类型，同时，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减弱-增强的波动变化趋势。

绿色创新是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双碳”目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本文以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复杂网络社区划分技术，构建企业连锁董事网络社区，实证检验了企业绿色创新是否存在同群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会受到连锁董事网络社区结构内企业的正向影响，即绿色创新存在同群效应，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这一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同群群体规模较大、所处行业竞争激烈和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时，绿色创新同群效应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连锁董事网络社区内企业的异质性信息学习和代理模仿行为是绿色创新同群效应产生的原因。此外，绿色创新同群效应因连锁董事的绿色经历和海外背景而表现出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在实践上也为推动中国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近年来环保企业海外并购爆发式增长的特征事实，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技术导向型海外并购对环保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导向型海外并购显著提升了环保企业的创新水平。相较母公司直接并购，通过海外子公司完成并购更有利于环保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异质性分析显示，技术导向型海外并购对环保企业创新水平的积极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吸收能力较强企业和跨文化整合能力较强企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技术导向型海外并购主要通过提供异质性知识资源、增强学习能力和提高研发效率三个渠道提升环保企业的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既可以丰富海外并购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也能够为引导环保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打造有效创新网络是促进创新型企业根植、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构建创新网络驱动创新型企业根植的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探明了创新网络对创新型企业根植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创新网络对创新型企业根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创新网络分维度中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网络位置均对创新型企业根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创新环境在创新网络与创新型企业根植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单个因素均不构成产生高/非高创新型企业根植的必要条件；产生高创新型企业根植的组态有两种，包括S1“规模-位置-环境驱动型”和S2“规模-关系-位置-环境驱动型”。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管理启示：增进创新网络关系，扩大创新网络规模；强化创新型企业网络中心度，充分发挥创新网络价值；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创新型企业根植沃土。

政府如何制定合理遴选补贴对象标准以实现企业创新增长，对补贴政策的制定和评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采用大规模创新调查数据集并考虑内生性问题基础上，从“选择赢家”和“打造赢家”两个方面探讨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倾向于选择高组织学习能力的企业，经验学习、认知学习和组织间学习是其重要的遴选标准，其选择路径为高组织学习能力的企业偏向于外部技术获取模式，能够更为稳定快速地实现补贴目标。在控制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政府补贴具有显著的“打造赢家”效应，其中普惠型补贴引致效应最高，自由裁量型补贴次之，选择型补贴最低。进一步对企业分组发现，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非初创企业中，经验学习并非政府补贴的遴选标准，并且政府补贴的“打造赢家”效应在上述企业中更为显著。

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凸显，来自员工自下而上涌现出来的非正式领导力更加灵活，在帮助企业破解决策复杂性难题方面能够发挥奇特的作用，受到业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然而，领导力涌现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何种影响还存在争议，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通过来自长三角地区工业园区507份领导－员工配对问卷数据，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探讨了员工领导力涌现对其工作绩效的双路径效应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员工领导力涌现后的优势利用，能够提升其工作绩效；同时，领导力涌现也可能触发员工的印象风险，降低其工作绩效。组织的分布式领导模式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领导力涌现对优势利用和印象风险的影响，进一步地，分布式领导对双路径的调节作用也得到了验证。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员工领导力涌现的两面性，拓展了员工非正式领导力涌现行为的研究视角，也为组织如何促进员工领导力涌现提供了参考。

职场孤独感不但影响员工个体健康，也对组织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针对现有文献对零工群体职场孤独感问题的研究缺失，本文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探讨了污名对零工职场孤独感的多路径影响机制及社会融合实践的缓冲效应。通过对62个班组的495名零工和62名领导的多时点匹配问卷调查，发现零工感知的污名会破坏零工与正式员工的团队成员交换关系及零工与领导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进而导致零工产生更高的职场孤独感，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融合实践活动来削弱上述不利影响。本文将污名与职场孤独感的研究相结合，一方面拓展了职场孤独感的研究对象和前因；另一方面挖掘了其中的中介机制，并给出了应对此不利影响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举措，为企业解决零工的职场孤独问题提供了启示。

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背景下，科创企业如何提升组织韧性成为当前企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本研究依托注意力基础观探讨CEO正念对科创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考察组织正念和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人际和谐的调节效应。通过领导-成员匹配调研获得两个时点的有效CEO问卷90份和高管问卷293份，实证研究表明，CEO正念对组织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正念和组织情绪能力在CEO正念和组织韧性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组织人际和谐正向调节了这一过程，组织人际和谐水平越高，CEO正念不仅对组织韧性的积极作用越大，而且通过组织正念和组织情绪能力的中介对组织韧性的间接影响也越大。本研究拓展了领导正念影响效应和组织韧性前因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为科创企业管理者有效提升组织韧性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管理启示。

错失焦虑情绪在创业过程中无处不在，其对于创业者努力创业既存在消极影响，也存在积极影响。然而，学界关于创业错失焦虑如何影响创业努力的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基于认知-情感双系统理论，构建创业错失焦虑对创业努力的“双刃剑”影响机制，从而拓展创业努力前因变量及其机制研究。通过对收集的281份创业者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发现：创业错失焦虑通过引发创业倦怠抑制创业努力，通过激发自我控制促进创业努力。此外，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弱化由创业错失焦虑诱发的创业倦怠，强化由其激发的自我控制；还可以调节创业错失焦虑对创业努力产生双面性影响的中介过程。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打开创业错失焦虑影响创业努力的“黑箱”，为全面看待创业错失焦虑情绪的影响提供依据和启发。

本文聚焦于客户与供应商关系，利用2015—2021年A股上市非高碳企业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对非高碳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以及地理邻近性和行业竞争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会促进非高碳企业漂绿行为，且该影响在大客户与企业的地理距离更远、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对非高碳企业漂绿行为的促进效应主要是因减少了实质性信息披露造成的，且这一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直接供应商层面，尚未得到客户集中度进一步向供应链上游的上游传导的实证证据，而地理邻近性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际层面。该研究结论为探究企业漂绿动机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环境监管政策制定、供应链低碳协同发展和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以201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签字会计师任期对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签字会计师在同一上市公司连续签署审计报告时间越长，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文本相似度越高，关键审计事项提供的增量信息越少，且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进一步强化关键审计事项的文本相似度，从而导致审计报告再次被同质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分组检验中，签字会计师任期对治理薄弱的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文本相似度的影响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拓展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改进签字会计师轮换制度和优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供了经验参考。

当前市场环境变化快速且市场竞争激烈，提高进度监控效率与预警精度，保证产品按期交货是制造企业生产管理的核心目标。缓冲监控提供了一种项目进度管理的有效方法。本文针对现有缓冲监控忽视项目内部结构以及工序层面特征信息的不足，提出一种基于双重敏感性的复杂装备制造项目综合缓冲监控方法。首先，考虑工序特征及工序所处阶段对项目工期的影响，将敏感性分为工序敏感性与阶段敏感性，根据双重敏感性对项目缓冲进行动态滚动分配。其次，为使监控重点更加突出、监控维度更加全面，根据项目执行阶段动态设置缓冲监控基准点与工序敏感性阈值，综合项目层缓冲消耗情况和工序层敏感性信息，判断采取纠偏措施的时机。实例验证表明，该方法能够在保证项目按时完工率的前提下，降低红区与黄区的预警频次，避免错误预警带来的成本浪费并突出监控重点，提高了缓冲的监控管理效率。

在自媒体信息时代，公众感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公众感知的偏差会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建立有效的公众感知的维度和主题演化的分析方法，能够为识别公共舆论偏差和优化舆论生态提供理论基础。然而，公众感知存在着碎片化、多样化、多维度等特征，识别并描述公众感知的演化过程相对困难。本文基于社会放大效应理论和大数据文本挖掘方法，通过划分时间切片，从公众“放大站”和动态演化视角识别公众的关注点和情感态度演化过程，构建了公众感知演化分析的体系框架。以2016—2022年公众评论为数据，探索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公众感知的社会放大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将社会放大效应理论与文本挖掘方法结合，能够有效识别公众感知的演化和舆论偏差形成过程，优化文化生态环境；在社会放大效应作用下，公众感知表现出从客观到主观、小题大做的主题演化过程，最终形成公共舆论偏差；营商环境的公众感知主要受经济发展、政府政策、政府办事效率和旅游业的影响。同时，实证分析得出黑龙江省营商环境公众感知的负面情绪，经济衰退是根本原因，还受到Covid-19、经济萧条、旅游业发展变缓的影响，为黑龙江省制定有效的营商环境公众感知提升策略提供指引。

中央发起的政策试点是地方政府开展可持续行动的重要形式。当地方政府间合作逻辑被引入试点政策设计后，哪些组态会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促使地方政府在可持续行动中选择合作试点策略？本文以中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试点为研究场景，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在可持续行动中选择合作试点策略的影响因素及生成路径。研究发现：第一，来自上级政府的合作引导与环境治理压力，地方政府基于合作伙伴搜寻和相互间信息沟通的成本考量，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与技术能力，会以“殊途同归”的方式促使其在可持续行动中选择合作试点策略；第二，地方政府合作试点存在搭便车型、谋发展型、压力型和就近型四条路径，体现了地方政府合作试点行为背后差异化的动机；第三，较低的合作伙伴搜寻成本是地方政府在可持续行动中选择合作试点策略的必要条件。

环境治理任务艰巨，短期内难以促进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理性的企业缺乏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动力，因而政府进行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有着重大意义。本文基于制度理论与高阶理论，探讨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三类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高管认知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进一步，高管认知在三种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战略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促进了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的融合，丰富了异质性环境规制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为政府部门的环境政策制定、企业环境战略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转型，如何通过企业各层面认知、决策模式以及内外部运营协作模式的全面升级，培育数字化动态能力，成为突破数字化转型瓶颈的关键。然而，现有研究鲜有从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各层面认知与行为互动视角，探讨其数字化动态能力的演化过程。本研究以企业“一把手工程”推进个体、组织与组织间层面认知与行为共演，进而推动数字化转型、实现涅槃重生的典型企业华东院为例，深入挖掘认知与行为共演驱动数字化动态能力演化的理论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组织与组织间层面的数字化转型认知与数字化资源行动螺旋式演进，进而驱动企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提升与跃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义建构过程涉及个体层面意义到组织层面意义，再到组织间层面意义的两轮跨越传递。概言之，本研究提炼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中通过个体、组织与组织间三个层面数字化转型认知的两轮跨越传递，以及各层面拼凑、编排与协奏内外部数字化资源的行为，进而驱动企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提升与跃迁的理论机制。拓展了数字化动态能力、意义建构及资源行动研究，也为企业通过培育数字化动态能力，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而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实践启示，并对进一步理解作为架构者的行业领军企业牵头构建数字生态、赋能产业数字化的过程机理提供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是传统制造企业（TMEs）应对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TMEs如何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资源约束选择合适的数字化转型模式，目前还缺乏深入的分析框架。本文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基于机会-资源一体化视角解构TMEs数字化转型模式及其演化路径。研究发现：渠道、生产及商业模式转型阶段，TMEs面临外部、内部、合作资源约束，与之相匹配，存在平台嵌入式、流程渗透式、价值共生式三种数字化转型模式；在不同的转型模式下，TMEs依次采用平台依附、流程倒逼及数字伙伴协同战略，选择机会-资源外部、内部及共生一体化策略；基于不同模式的触发阈值，TMEs采取由嵌入到渗透再到共生的渐进性转型路径。本研究从战略层面阐述了TMEs数字化转型模式及演化的内在机理，为TMEs数字化转型模式的选择及转型路径的设计提供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