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算力是开启国家创新发展动能、推动数智化进程和推动数字经济增长的关键，围绕创新理论深化分析数字算力的复杂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以数字算力为技术主体，构建嵌入TOE（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框架，系统解析数字算力和创新系统的互动过程，从跨层次、跨主体角度揭示区域数字算力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与机制。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16—2022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中国区域数字算力的发展水平，以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验证了区域数字算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区域数字算力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该结论通过了2SLS-IV和GMM估计两项稳健性检验。影响路径方面，区域数字算力通过提高区域数字治理水平、提升产业数实技术融合深度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三条中介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非高新技术行业、东部地区和生产追随型区域的企业中，这种促进效应更加明显。本文为区域数字算力发展和企业创新管理提供了重要建议，为加快我国“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和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贡献了关键认识。

本文基于2005—2020年331个城市20个行业的94889个细颗粒度的观测样本，以高铁开通为准自然实验场景，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交通可达性对地区经济活力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激发了地区经济活力，其背后是人口集聚、资金集聚以及市场集聚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这种作用并不具有均衡性，存在虹吸效应。研究发现对于具有经济比较优势或区位比较优势的地区而言，高铁开通所带来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从地区经济活力的角度丰富了对交通可达性积极外部性的理解，为我国优化高铁布局、持续改善民生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从效率提升与协调发展的双元视角出发，在深刻认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元技术这一新质生产力特征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其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三次产业创新力非平衡提升影响城市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的内在理论机制。随后，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分批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法展开了政策评估。研究发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机制分析揭示，产生该差异化影响的原因在于：新一代人工智能虽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和总体创新力，但也加剧了三次产业创新力间的失衡。异质性分析表明，随着人口流动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新一代人工智能可增强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效应，同时减弱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本文为理解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产业结构变革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提供了分析逻辑，也为探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之路提供了启发。

基于137人的深度访谈和43份权威报刊样本资料，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提炼了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技术赋能要素并构建了作用机理模型。研究结果表明：①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技术赋能的内在本质可以解构为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供给、乡村产业融合主体蜂巢化、乡村产业融合数据关联能力、乡村产业融合数据生产能力5个数字化赋能要素。②数字技术通过组织赋能、结构赋能、场域赋能，分别实现数据资源部署、主体关系重构、数据关联能力与数据生产能力构建，进而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③驱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数字技术赋能要素遵循“数据资源行动—数据能力生成—数据价值实现”作用机理。④5个数字化赋能要素作用机制如下：数字基础设施构筑的数据资源供给能够促成乡村产业融合主体蜂巢化，增强乡村产业融合数据关联能力和乡村产业融合数据生产能力，最终作用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借力龙头企业赋能，可以缓解数字化转型中的资源约束，但其作为生态参与者面临如何处理与龙头企业竞合关系的挑战。考虑到数字化资源投入的动态性和持续性，针对以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地方政府为核心参与者的数字化生态系统，建立竞争主导型、合作主导型以及引入双向激励机制的微分博弈模型。基于“局部-整体”视角，分析在不同情形下局部主体的最优策略以及系统收益，并结合数字化赋能案例进行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双向激励机制显著提高了专精特新企业和龙头企业的资源投入积极性，且政府的最优补贴与收益分配系数相关。②系统收益受到龙头企业初始声誉的显著影响，当初始声誉较高时，在竞争主导型关系中，收益随时间推移而递减，而在其他情形下随时间推移而增长。③存在一个关于系统初始数字化存量的阈值，当初始存量大于阈值时，系统数字化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递减，反之，随时间推移而递增。④专精特新企业与龙头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不同竞合情形下对双方资源投入均有促进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政策赋能影响碳减排与稳增长的重要路径。通过在NK-E-DSGE模型中内生绿色技术创新过程，同步引入“降碳贷”、碳税与绿色研发补贴等政策工具，在采用中国季度宏观数据进行校准与估计基础上，模拟了财税金融政策工具单独作用与协同实施的政策效应。模拟结果显示：第一，单一政策工具效果方面，碳税政策兼具赋能绿色技术创新、碳减排与长期内稳增长的三重效果，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而言，更具全面性；第二，政策工具交互效应方面，“降碳贷”政策的实施能够增强碳税的碳减排效果,增强政府环保投资支出与末端减排补贴促进产出水平提高效果,增强绿色研发补贴的绿色技术创新引致效果；第三，政策工具组合效果方面，“降碳贷”与碳税的政策组合对于碳减排与稳增长的实现更具优势，在“减碳主导型”与“增长主导型”两种政策评价体系下，“降碳贷”+碳税的基础政策组合与“减税降费”型积极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评价得分高于与绿色财政支出扩张协调配合的评价得分，进一步叠加宽松货币政策的效应时，上述结论仍然成立；第四，政府可通过调整碳税税率与“降碳贷”减息系数进一步优化政策组合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且带来社会福利的“帕累托增进”。

网络社群作为社会网络的重要结构特征，其成员结构变化对网络资源访问和获取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知识基础观，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董事网络，通过识别社群结构，建立社群演化的代理变量，并划分社群演化不同阶段，实证检验了网络社群演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社群演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而相较于生长阶段和稳定阶段，处于衰退阶段的社群演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知识异质性是社群演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新社群成员加入和现有成员退出都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当社群规模较小或密度较大时，社群演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不仅丰富了网络中观视角下社会网络和企业绿色创新相关研究，还为促进知识共享，实现绿色创新“增量提质”提供了管理启示。

区域创新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动力，然而研发与转化衔接不畅等问题仍制约着创新绩效的全面提升。基于复杂经济视角，从数字生态的系统性和结构特征出发，构建包含数字基础、数字能力与数字应用的内外分异框架，运用两阶段DEA与两步fsQCA方法，对中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且西藏地区因数据不全，未纳入统计）的数字生态与区域创新效率进行组态分析与路径挖掘。研究发现：①数字生态中单一要素并非提升创新效率的必要条件，但存在效率提升的超子集。②数字政府与数字社会的协同是提高研发效率的关键，数字政府在提高技术转化效率中发挥了核心作用。③数字应用重心调整与数字政府作用深化是衔接研发和转化的两大机制。④创新效率的提升逻辑体现为需求拉动重组，制度保障转化。本研究从系统和结构视角丰富了数字生态影响创新效率的认知与应用，为区域差异化推进数字生态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经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企业与其本土供应商的关系具备缓冲技术封锁压力的重要意义。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如何影响被列入实体清单企业与其本土供应商的关系，以及被列入实体清单企业如何利用自身特征维系其本土供应商，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探讨。本文基于信号理论剖析美国实体清单制裁情境下，被列入实体清单企业与其本土供应商间的关系如何变化及调整，并使用2014—2023年中国ICT上市企业与其本土供应商间的交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美国实体清单制裁具有风险溢出效应，导致供应商在交易决策中采取保守策略，表现为显著降低了与被列入实体清单客户的交易规模。而当被列入实体清单企业为国有企业或具有较高市场价值时，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风险溢出效应可以被减弱；当被列入实体清单企业对美创新依赖程度或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时，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的风险溢出效应将被增强。研究结论从二元关系视角拓展了美国实体清单制裁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地缘政治冲突中相关企业的供应链管理实践提供了策略见解。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企业内、外部产品网络与不同技术含量创新的理论模型，探究产品网络影响企业异质性创新的规律。研究发现：企业产品结构越趋近外部网络中心（市场中心产品），其水平创新和垂直创新产出越高。相对地，企业产品结构越趋近内部网络核心（企业核心产品），其水平创新产出越低，其垂直创新产出变化不明确；但对水平创新的影响只有在市场竞争强度足够低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企业趋近外部网络中心有利于获取多样化知识，强化质量差异幅度对企业创新的积极作用；相反，企业靠近内部网络核心会导致多样化信息处理能力下降，加大产品生产成本对企业水平创新的负面影响。但靠近内部网络核心本质上是一种公司内部治理方式，其对水平创新的影响将会被高强度的市场竞争所掩盖。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企业产品网络影响创新绩效的内在关系，为创新政策设计的优化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企业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力量，中小微企业作为反映宏观经济发展态势的“晴雨表”，其创业者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备受关注。基于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2018年及2023年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中小微创业者的“乡村烙印”对于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中小微创业者的“乡村烙印”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行为。作用机制表明，有“乡村烙印”的创业者因存在相对更强的社会责任，间接地对企业绿色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乡村烙印”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影响在第二、三产业企业中效果更为明显；学历教育、异地务工，以及参与职业培训和行业协会引致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可以加强“乡村烙印”对企业绿色行为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为“乡村烙印”影响企业绿色决策这一新命题提供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为政府鼓励返乡入乡体验农耕文化、赓续生态文明理念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亦为企业绿色发展研究补充了源自“三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跨区域创新合作是提升黄河流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收集黄河沿岸48个地级市（州、盟）2015—2020年的论文数据和专利数据，构建黄河流域跨区域科学合作网络和技术合作网络，分析不同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运用QAP模型识别多维距离对黄河流域跨区域科学和技术知识溢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尽管黄河流域跨区域创新联系增强，但内部合作增速仍低于外部合作。第二，黄河流域跨区域创新网络结构从早期的“单核心”演变成“多中心、多层次”的创新格局，跨区域联系由以核心城市主导的“单一纽带”转变为多城市共同发力的“多重纽带”。第三，地理距离和行政距离是阻碍黄河流域跨区域科技合作的重要因素，知识互补对黄河流域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有正向推动作用。本文拓展了跨区域科技创新合作的距离效应研究，并对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应用极具复杂性，要求人力资本与数据资产协同，从而驱动企业战略变革。本文利用2010—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样本，实证检验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协同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变革。研究结果表明，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协同有助于驱动企业战略变革，该结论在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得以验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协同通过机会利用、资源管理和风险应对，即提升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能力、资源获取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财务管理能力与风险承担能力，进而促进企业战略变革。拓展性研究发现，对于成长期企业、低组织惯性企业，以及当行业竞争程度高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时，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协同对企业战略变革的驱动作用更加显著；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协同可以推动企业战略变革，最终实现企业市场价值提升，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拓展了数据资产与人力资本协同领域的研究，为企业进行战略变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下属在工作能力上优于领导在组织中非常普遍，对于领导如何回应下属能力优势，学界鲜有研究关注。依据自我评价维持理论，本研究探讨领导回应下属能力优势的行为策略、发生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采用多时点、多来源方法收集289名领导-下属配对数据，使用阶层回归分析数据。研究表明：①下属能力优势既引发领导消极地排斥下属，也引发领导积极地主动学习；②自尊水平在下属能力优势与领导排斥下属和主动学习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上下级关系负向调节下属能力优势与领导自尊水平之间的关系，并负向调节下属能力优势通过自尊水平对领导排斥下属和主动学习产生的间接影响。

基于制度理论，本文以社会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条件过程效应模型，旨在探讨非正式制度嵌入影响社会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对169家社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非正式制度嵌入有助于提升社会企业的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双重身份认同在非正式制度嵌入与社会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创始人混合工作经历会负向调节非正式制度嵌入与双重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而组织治理结构完备性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两种调节因素也分别负向和正向调节了双重身份认同在非正式制度嵌入与社会企业绩效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社会企业有意识地塑造和利用自身所嵌入制度环境以探寻最佳的制度范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审核问询函是交易所在注册制下监管拟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工具，但对IPO审核问询函的回复质量缺乏深度探讨。本文基于LDA主题模型，量化了拟上市公司在IPO审核问询中“答非所问”的程度，并探讨其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审核问询中“答非所问”现象越严重，IPO定价效率越低。第二，“答非所问”现象分别通过影响一级市场机构投资者和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定价行为降低定价效率。第三，“答非所问”对定价效率的作用会受到承销商声誉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第四，“答非所问”现象的加剧，导致信息不对称扩大和投资者投机性交易增加；同时，“答非所问”严重的公司，在上市后财务重述概率和经营风险显著提高、研发密度显著降低。文章从审核问询函回复质量的角度，检验了企业IPO阶段问询回复中“答非所问”行为的负面后果，为注册制背景下交易所优化问询监管框架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关系，并基于目标协同视角深入剖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在战略激进程度较低、内部管控成本较低、信息披露水平较低时，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具有更高的目标一致性，二者发挥的协同效应更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①在国有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更明显；②当企业所在行业的集中程度较低、行业盈利水平较高、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法治化水平较低时，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果更明显；③不同数字化转型口径、维度和管理层的数字化转型重视程度，对内部控制质量存在差异性影响；④数字化转型对内部控制不同要素的质量提升有异质性作用。本文为理解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质量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约束条件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立足于新时代安全生产治理的创新实践，选取了16家典型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高效能供应链网络安全生产治理模式的理论模型，揭示了高效能供应链网络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关键要素、关系结构、行为策略、效能表现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①以政府为主导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供应链网络中双向奔赴的企业主体对高效能供应链网络安全生产治理分别起到重要推手、主引擎作用。②供应链网络中核心企业间非正式关系、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间正式关系、中小企业间非正式关系分别有助于促进供应链网络安全生产治理的横向联动、纵向协作、纵横渗透，在此综合作用下，核心企业主动对中小企业进行全流程、动态化的安全生产管控，中小企业则积极应对并全面开展多层次、系统化的安全生产管理。③在外部合法性和内部效率性的双重压力下，供应链网络中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能动选择安全生产治理的同频共振与互动耦合，进而有利于实现供应链网络安全生产的合规运营、风险控制、韧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丰富了政府安全生产管制的理论成果，深化了供应链网络安全生产治理研究，也为中小企业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管理启示。

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环保属性的质疑，已成为绿色产品可持续推广的重要阻碍，企业如何通过区块链提升消费者信任、增强竞争力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难题。本文分别考虑两绿色制造商的4种区块链采用情形，构建消费者质疑竞争绿色供应链的博弈模型，从利润视角探讨了两绿色制造商的区块链采用偏好差异，并分析了区块链采用的环境和社会价值。研究发现，两绿色制造商是否采用区块链取决于消费者质疑程度、绿色设计竞争强度、区块链采用成本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消费者质疑程度较低的绿色制造商区块链采用动机更强，且始终不会出现仅消费者质疑程度较高的绿色制造商采用区块链的博弈均衡。当区块链采用成本较小时，零售商倾向于两绿色制造商均采用区块链，而绿色制造商均更偏好于仅自身采用区块链而竞争对手不采用。同时，绿色制造商采用区块链后，会使得产品价格提高，但未必能提高绿色设计水平。仅当区块链自身对环境的影响较小时，两绿色制造商均采用区块链才能带来最低的环境影响和最高的社会福利。研究结论为绿色供应链企业合理利用区块链赋能,提高绿色化数字化运作效率提供决策参考。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及数商兴农背景下，生鲜电商与农产品生产者如何建立高质量的品牌合作，成为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基于关键群体理论，通过四组生鲜电商与农产品生产者结对的多案例研究，探索了生鲜电商与农产品生产者结对的品牌共同体构建机理，提出了生鲜电商品牌共同体构建的亲农化路径和倚农化路径。研究发现，生鲜电商基于品类优势驱动或例证优势驱动，选择不同的注意力聚焦方向，能够形成不同的品牌共同体构建路径。在品牌共同体构建的集体行动过程中，生鲜电商聚焦于提升品牌共同体合法性或先进性的增益模式，选择适配的兴农策略破除农产品生产者面临的生产性与交易性约束，构建协调机制，能够保障兴农策略的效能。经过上述过程，生鲜电商与农产品生产者两类关键群体达成双向品牌联想，共同体价值得到提升，数商兴农价值增益得以实现。本文拓展了关键群体理论在生鲜农产品电子商务情境的应用，深化了品牌共同体在供应链层面的研究。结论与发现能够为生鲜电商品牌建设、农业产业可持续和产品高质量的包容性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认知合法性缺失代表组织不再被顾客等利益相关者认同，属于重要的战略问题，需要通过调整战略定位等手段迎合顾客等的偏好，从而重新构建认知合法性解决。过程中存在各类组织模式和行动的转变，通过协调诸多矛盾关系实现，其中涉及众多悖论均衡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将悖论均衡作为理论视角，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究组织基于战略变革过程如何重新构建认知合法性。研究发现，基于战略变革过程的认知合法性重构经历了认知合法性缺失、认知合法性组织内部建构和认知合法性组织外部共识化三个阶段，涉及识别认知合法性缺失问题、设定新合法性阈值、跨越新合法性阈值和推广新合法性阈值四个关键步骤；四个步骤基于“利益-责任”“利用式创新-探索式创新”和“竞争-合作”三对悖论之间存在的接续式引发关系，接续经历“隐匿—凸显—再隐匿”的状态变化实现；新需求促使悖论从隐匿状态变为凸显状态，包含着组织需要解决的发展问题，悖论从凸显状态重新回到隐匿状态，代表对应的发展问题被解决，主要通过融合、空间分离和业务分离等悖论均衡策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