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对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的系统评估已成为揭示农业新质生产力格局演变的关键。本研究基于自主构建的“星形网络层次模型”，采用网络层次分析方法设计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全国2648个县域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监测数据，系统分析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区域竞争力时空格局、动态演进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的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基尼系数呈先升后降趋势，区域差异虽有所缓解，但不平衡特征仍较突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内部差异显著扩大；②全国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呈现“西冷东热”的空间分布；③全国及三大粮食功能区的竞争力和绝对差异均有所扩大，粮食产销平衡区表现出更强的集聚特征；④全国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存在“俱乐部收敛”，但主产区与主销区呈现跨越式发展态势；⑤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表现出“涓滴效应”的空间相关性，同时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水平与数字化水平均对竞争力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本研究通过创新性地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深化了对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内涵及其演化规律的认识，不仅为科学、系统地评估农业企业区域竞争力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发掘多重生产要素价值创造潜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坚实支撑。本文以我国地级市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实融合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显著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数实融合通过增强城市创新能力、升级产业结构和拉动数字消费需求，进而改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商业信用和法律制度环境质量较高的地区，数实融合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在区域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数实融合发挥了替代性作用，更突出地提升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本研究有效拓展了数字经济研究视域，为数实融合支持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制度环境优化提供了重要启示。

并购作为一种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手段，对房地产企业价值创造、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区别于以往文献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并购方企业，本文以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房地产企业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并购对目标房地产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并购会暂时降低目标房地产企业的短期价值，但可以显著提升目标房地产企业的长期价值，上述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并购通过缓解目标房地产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提升其企业长期价值。基于并购交易特征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垂直型并购和属地并购对目标房地产企业长期价值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企业外部环境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当货币政策宽松、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高时，并购对目标房地产企业长期价值提升作用更显著；基于企业内部特征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并购对规模较小、成长能力强、投资不足、管理者风险偏好大的目标房地产企业长期价值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结论为激发房地产企业寻求被并购，政府出台房地产企业并购重组政策以及房地产企业间并购实施工作提供有益参考。

在碳配额机制下，发电商有动机进行碳谎报。本文基于现实的上网电价约束背景，考虑发电商的碳谎报和可再生能源投资行为，探讨总量碳配额与单位碳配额机制下发电商的碳谎报行为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策略。通过对均衡解的分析，研究发现：①随着谎报成本系数增加，可再生能源投资量增加，而谎报水平和供应链企业利润均下降；②当上网电价上限较低时，单位碳配额机制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且谎报水平更低；当上限较高时，总量碳配额机制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投资且谎报水平更低；③当单位碳配额较低时，单位碳配额机制下发电商披露的碳排放量更高；当单位碳配额较高时，总量碳配额机制下发电商披露的碳排放量更高。

以“提质”与“扩绿”为内涵的企业绿色转型是经济社会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本研究从资本市场视角出发，借助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样本考察了绿色投资者进入驱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机制与特征。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企业能有效实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绩效改善的“双赢”，从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此结论在考虑指标差异、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这一激励作用主要得益于绿色投资者进入触发的资源整合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不仅通过刺激企业的环保费用增加和绿色并购行为为绿色转型提供资金保障，同时通过引致企业的绿色管理创新和绿色技术创新为绿色转型注入源头活水。进一步考察发现，绿色投资者进入仅对成长期企业、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高的地区企业有着“提质”“扩绿”的双重促进作用，而在成熟期与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环保注意力低的地区企业仅发挥了“提质”作用。此外，本文还验证了中国“向绿而行”的金融体系的积极作用，绿色金融改革、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与绿色投资者形成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联动效应。本研究的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企业绿色转型动力机制的理解，也为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绿色发展活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自贸区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通过政策创新和灵活策略为“四链”融合提供了独特环境。本文基于2010—2022年全国31省份的RDD实证分析发现，自贸区建设显著推动第三产业增长，加速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滞后提升外资与创新水平，并显示人才链响应更为显著。虽然建设初期面临企业调整挑战，但长期效果显著，且地区差异明显。本研究不仅拓展了“四链”融合理论的政策应用场景，也为自贸区制定精准化发展策略提供了有效参考。

既有文献普遍将企业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视为二律相反的悖论，强调两者难以兼容的冲突性。这不仅忽略了两者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更造成了研究路径的多重分化。本研究借助最优区分理论，以305家新创企业为样本，进行两阶段数据搜集并采用PLS-SEM方法进行假设验证，发现社会创业导向能够促使新生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具体研究结论如下：①社会创业导向对新创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资源拼凑在社会创业导向与新颖型、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都起到中介作用，但组织合法性仅在社会创业导向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③数字技术采用是社会创业导向作用机制的关键情境要素，数字技术采用正向调节资源拼凑对新颖型、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却负向调节组织合法性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社会创业导向的后果研究，揭示了社会创业导向影响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同时，也为促进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尽管已有研究关注企业的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但在资本市场压力背景下，企业如何借助数据能力协调短期财务目标与持续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仍缺乏系统性研究。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实证分析并购业绩承诺对制造业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数据资产的调节作用。基于2010—2024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并购业绩承诺通过增加业绩压力、加剧管理层短视和提升代理成本，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持续绿色创新；数据资产在并购业绩承诺与制造业企业持续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有效缓解了并购业绩承诺的不利影响；数据资产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矫正战略决策偏差、完善组织治理机制，缓解了资本市场短期导向产生的创新资源挤压问题。研究结论深化了资本市场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研究，丰富了数据资产赋能企业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涵，并强调企业应充分开发和应用数据资产，以促进不确定性环境下绿色创新的持续性，为制造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启示。

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本文实证检验了城市群政策对域内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城市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域内企业的合作创新水平，推动了技术要素的流动与整合；②该政策通过加大政府补助、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深化专业化分工三条路径发挥作用；③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社会信任程度较低、产业集聚度较弱、市场竞争激烈的地区更为显著，对跨省份和多核心城市群的促进效应尤为突出，并显著提升了“企业-企业”“企业-高校”“企业-研究所”等多类型合作；④合作创新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本文为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中重塑企业创新模式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AI）技术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成为推动专精特新企业智能化转型和可持续成长的重要力量。基于情境化AI能力理论，本文以2014—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中的专精特新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AI技术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AI技术负向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但技术精一和国际化可以有效缓解AI技术对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机制分析显示，AI技术在推动惯例重塑时，加大了创新要素投入、引发了战略变革、降低了运营效率，从而不利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异质性检验表明，AI技术对高科技行业、高人均劳动成本、低数字化程度、小企业规模类型的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具有更大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揭示了专精特新企业在AI技术采纳过程中的现实挑战与潜在优势，推动了AI时代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理论的深化，丰富了情境化AI能力视角下的AI技术采纳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深入，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已成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关键手段。本文依据TOE框架采用可解释性机器学习模型全面考察企业持续绿色创新驱动因素的重要度及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梯度提升树在探究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方面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和稳健性；技术层面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和研发强度，组织层面的沉淀性冗余资源、非沉淀性冗余资源和企业规模，以及环境层面的ESG评级，是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且与企业持续绿色创新之间存在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工业机器人应用、研发强度、沉淀性冗余资源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正向交互效应，能够助力企业进行持续绿色创新。本文明晰了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丰富了企业持续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为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本文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从前期研发创新、中期成果转化和后期技术扩散三个阶段，揭示不同阶段创新制度供给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质量的理论机制；进而利用手工搜集的18万余份政策文本和专精特新专利数据，探索性地采用文本组合匹配法考察三类创新制度供给对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质量的复杂影响。研究发现：①深化以创新价值链为导向的制度供给能够有效提升专精特新企业创新质量，这一作用在成果转化阶段尤为突出。②推动持续创新、促进利润兑现和缓解风险承担是创新制度供给赋能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的有效途径。③组合效应显示，当前我国对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制度供给尚未形成全周期、全链式良性互动，尤其要重视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在维持特定技术优势与加快研发成果市场化之间实现“兼容”。④分化特征表明，对于创新基础较薄弱的专精特新企业而言，制度供给对其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从地区发展水平来看，制度供给的影响则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上述结论为新时期我国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提供启示。

基于调适性结构理论与社会技术理论，采用“技术-关系-制度”分析框架及替代效应视角，探讨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实施有效性的内在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一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直线经理的配对调查（N=201）及一项两阶段的直线经理问卷调查（N=308），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通过提升内部服务质量，正向影响直线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同时，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成熟度对内部服务质量呈现三维交互影响。在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成熟度高且社会化水平低的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对内部服务质量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并且通过内部服务质量对人力资源管理有效性的间接作用也更强。本研究厘清了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有效实施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耦合机制，为进一步理解人力资源管理数字化转型预期与实际实施效果之间的差距及其成因提供了新视角。

团队心理安全在团队创新激发和团队学习促进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引起了组织行为研究与企业组织实践的广泛关注。根据PRISMA申明推荐的四阶段文献检索步骤，对团队心理安全形成机制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出7种理论机制：社会信息加工机制、社会认同机制、社会认知机制、资源保存机制、不确定管理机制、领导功能机制和团队发展机制。针对以往研究对于外部视角的研究缺失，根据PEST分析法，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且对团队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政策、经济、社会与技术环境，深入探讨团队心理安全的形成机制。最后，提出未来研究应立足管理沟通策略，挖掘政策制度影响机制；厘清零工经济内涵，探索团队心理安全培育；根植事件系统理论，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依托算法互动视角，强化技术协同角色赋能。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探析了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可获性和优质性对家庭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可获性具有“择善而从”和“望子成龙”效应，显著提高了家庭对子女的学业期望，并通过增强区域内的竞争压力进一步促进了人力资本投入；教育优质性则通过提升子女的学业表现，激励家庭加大教育投入，表现为“名师高徒”效应。这些效应因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性、家庭收入和地区数字化水平差异而产生异质性。因此，建议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形成家庭与社会合力的良性循环，促进人力资本量与质的提升。

现有关于企业避税的研究普遍忽视了同行业企业间的互动效应这一关键维度。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企业避税行为在同行业群体中的关联性。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避税行为存在显著的同行效应：同行企业避税程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目标企业避税水平相应上升约0.2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的家国情怀更浓厚、所在地区税收监管强度更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低、媒体对企业报道情绪更为积极时，企业避税的同行效应会有所削弱。此外，企业在避税决策中更倾向于模仿行业内表现领先的同行，而民营企业的同行效应则显著强于国有企业。需要注意的是，同行避税行为的溢出效应最终会带来目标企业价值的下降。本研究不仅从企业间互动视角拓展了避税行为的理论解释，也为监管部门完善税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ESG表现是企业践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抓手，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管的环保经历会引导企业关注环境问题，但这一经历能否内化到企业的战略决策中，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提高企业ESG表现呢？本文以2009—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高管环保经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环保经历显著提高了企业ESG表现。中介效应检验表明，高管环保经历通过增强企业ESG认知能力和ESG发展能力两种渠道提高ESG表现。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和媒体关注均正向调节了高管环保经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环保经历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在规模较小、高管无纵向兼任、非重污染企业，以及处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和环境规制强度高城市的企业，该影响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高管环保经历通过提高企业ESG表现带动经营收益的提升和经营风险的降低。本研究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有助于提高企业ESG表现，持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同发展。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一把手工程”，对企业传统管理权力的转变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本文以2015—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CEO异质性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差异化效应。研究发现：①CEO权力、CEO专家权力和CEO声誉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CEO组织权力和CEO所有制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作用。②儒家文化对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关系具有调节作用。③机制检验发现，CEO权力、CEO声誉权力以及CEO专家权力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效率、增加创新人力资源投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CEO组织权力和CEO所有制权力削弱了这一机制。④异质性检验发现，不论在科技行业、儒家文化强度还是地区划分中，CEO权力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均存在异质效应。高科技行业中CEO权力、CEO专家权力和CEO声誉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明显，CEO组织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较弱。在儒家文化等级观念视角下，儒家文化浓厚地区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较弱，主要体现在CEO组织权力和CEO所有制权力层面。西部地区CEO声誉权力和CEO专家权力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CEO组织权力和CEO所有制权力对数字化转型的抑制作用较弱。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认识CEO异质性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差异效应，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权力合理配置与数字化转型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近年来，政府相继出台了各项补贴政策以促进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本文选取政府、一个物联网平台和一家制造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补贴平台、补贴制造商和补贴消费者不同形式对物联网平台和制造商智能化创新决策的影响。其中，平台为制造商提供物联网技术服务，制造商接入平台开展智能产品研发并销售给消费者，为此制造商可以基于物联网平台远程数据处理能力获取需求溢出效益，但物联网的网络安全风险也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并最终影响平台和制造商的智能化创新水平。通过分析政府不同补贴情形下制造商和平台的智能化创新决策，揭示出影响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因素，进而确定了政府最优补贴水平和形式，得出如下结论：①需求溢出水平和软硬件兼容性对智能创新均衡结果具有正向作用，而物联网平台和制造商的单位创新成本和网络安全外部性水平对平台服务水平与服务费用以及厂商的利润均具有负向影响。②政府提供的不同补贴对物联网平台创新及制造商创新的影响不同，补贴平台和制造商有助于企业提升创新水平，而补贴消费者仅会降低消费者购买智能设备成本，无法促进物联网平台企业和设备制造商提升创新水平。③无论政府目标为最大化社会福利还是促进智能产品的市场覆盖率，其均应该将补贴分配给物联网平台和制造商，而非补贴消费者。

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加大了电商平台的信息治理难度，造成AI信息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基于信息生成与传播视角，将前景理论与演化博弈相结合，构建了包括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商家、电商平台以及政府在内的四方演化博弈模型，刻画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治理的最优策略，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来说，技术限制成本和社会影响力会影响其策略选择，并且提高用户的使用费用以及对违规用户的罚金可以有效遏制商家违规使用生成式AI服务；对于电商平台来说，较高的审核专业性可以促进电商行业的信息管理趋于成熟，同时，提高对商家的奖惩力度有助于商家合规使用生成式AI服务，且针对异质性商家应进行差异化治理；对于政府来说，适当提高对生成式AI服务提供者以及电商平台的奖惩力度可以促进二者协同治理，且政府监管水平与社会影响力的提高可以使治理环境更加稳定。

产业互联网平台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载体，但其创业过程始终面临价值创造与获取的根本性矛盾。本文以大汉电商为例，基于主导逻辑的理论视角，探索产业互联网平台应对价值创造与获取矛盾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平台通过“矛盾识别—主导逻辑—价值创造—价值获取”的动态闭环，将抽象价值行为矛盾转化为阶段性战略行动。具体来说，在平台初创期，以舍得逻辑应对利益分配矛盾，通过短期利润让渡换取规模效应与数据资源沉淀；在平台成长期，以转化逻辑应对技术资源矛盾，将技术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与资本运作支点；在平台成熟期，以共治逻辑应对治理权力矛盾，突破了传统“集权-分权”二元对立框架，实现规则共创与价值共享。本文揭示了产业互联网平台应对价值创造与获取矛盾的动态过程机理，丰富和拓展了主导逻辑在产业互联网平台情境下的概念内涵和应用边界，为平台构建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理论启示。

为应对继承与创新的双重压力、达成维护家族情感与企业绩效的双重目标，家族企业二代接班人需发展“向内行动”的能力，即形成既承诺于家族事业又勇于创新发展的创二代企业家身份。本文以二代进入企业为起点，基于多案例研究探讨其身份发展的过程与机理，发现：二代出于自我强化、关系维护的初始身份动机接受“接班人身份”，而后经历身份维持、身份验证、身份整合的三阶段过程，最终承诺于“创二代企业家身份”；该过程由父辈的赋权行为触发，在父辈匹配不同发展阶段的专业赋能和情感赋能行为下发展，在父辈的身份让渡和二代的创新作为下得以完成；父辈行为推动二代身份发展的内在机制是个体对身份同一性和一致性的追求，以及代际双方基于情感连接的目标一致性。本研究基于家族企业独特情境丰富了身份理论，深化了以“向内行动”为导向的接班人成长研究，亦为家族企业传承实践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