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实现转型发展是推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核保障，由此对微观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是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数据，从微观视角探究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雇佣结构的影响效应及路径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与员工雇佣总量、非技能员工雇佣量间呈“倒U型”关系，但对技能员工雇佣量有明显的正向效应，也就表明数字技术有助于优化企业雇佣结构，体现了其赋能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会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影响技能溢价水平、提高生产效率三种渠道影响其雇佣结构；不同生产规模、社会性负担、行业可替代风险下的企业，其数字技术的溢出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相关结论为厘清数字技术对企业雇佣结构的作用机制带来了更多的实证支撑，为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为研究样本，以2018年A股纳入明晟新兴市场指数（MSCI）作为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国际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国际化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发现，资本市场国际化通过提升股价信息含量与信息传递效率，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金融化产生积极的治理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国际化对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治理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行业竞争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国际化能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的研究为资本市场国际化如何抑制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本文基于被撤并县级政府管理体制转变的视角，利用DID模型研究撤县设区对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发行规模，推高了城投债的发行成本和债务风险。机制研究发现，撤县设区会转变被撤并县级政府的管理体制，一方面，增加了新区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类城投债发行规模；另一方面，提升了新区的土地交易数量和土地出让收入，验证了撤县设区发行城投债的投资需求效应和土地收入效应，且前者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还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撤县设区对城投债规模的正向影响逐渐增大。此外，本文通过差异性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对城投债的影响在西部地区、财政压力较小、经济增长压力较大以及没有发生官员变更的城市更为显著。最后，利用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检验了撤县设区对于新区投资和土地出让的影响，进而验证了对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作用机制，拓展了撤县设区的研究。

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银行不同负债来源债权人的市场约束会产生何种变化？存款人和非存款债权人会“双管齐下”共同增强市场约束，还是会“背道而驰”？基于这些问题，本文利用2009—2020年186家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构建2015年中国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后存款人加强了市场约束，非存款债权人在利益驱使下却放松了市场约束，与存款人背道而驰。存款保险制度的风险差别费率定价模式能够促进银行信息披露，从而影响市场约束；债权人市场约束的主要动机为防范风险，并通过价格约束的方式调整收益。在银行负债结构中，长期存款、债券负债、次级负债人的市场约束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较为显著。存款人与非存款债权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市场约束互动；外部资本监管约束会降低存款保险制度对存款人市场约束的增强作用，弥补存款保险制度对非存款债权人市场约束的削弱；存款保险制度对市场约束的影响与对风险的影响趋势保持一致，说明存款保险制度下市场约束的风险缓释作用提升。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本文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探析其内部关联机制，揭示空间关联网络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①样本考察期内，中国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的网络密度波动上升，空间关联效应不断增强。其中，上海、北京和江苏等东部地区省份的中心度较高，在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网络中具有较强影响力；而安徽、内蒙古和辽宁等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中心度较低，在网络中扮演边缘行动者的角色。②空间关联机制方面，整体来看，“创新”“绿色”“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的空间关联是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的主要驱动力。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创新”和“协调”的驱动作用明显上升，五大维度的空间关联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③网络效应方面，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及缩小地区差异存在显著影响。一方面，提高省际之间高质量发展的关联程度、提升个体省份在网络中的地位能够推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增强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关联，充分发挥省份在关联网络中的“桥梁”作用，有利于缩小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下，关联网络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对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

高校教育基金会作为高校吸纳社会资源的重要平台，承担着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的重要责任。如何拓宽筹资渠道、汇聚社会与校友资源、健全募捐和资金管理的长效机制，是增强高校教育基金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与人工智能方法充分挖掘互联网开源数据中现有捐赠企业和潜在捐赠企业的各种相关信息，提出了基于数据远程监督的上市企业捐赠意愿预测模型和校友资源挖掘的方法框架。此模型区别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与适合小样本数据的传统文本挖掘方法，可有效支持大数据环境下捐赠信息挖掘，并准确识别未来较有可能发生捐赠的重点潜在捐赠企业，为高校基金会更有效地发挥校友资源的优势提供参考。此外，本文以中国科学院大学为案例，应用所提出的方法框架挖掘了校友资源并预测了校友企业的捐赠意愿，验证了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和应用价值。

TOE（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框架即“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是一种可用于组态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TOE框架，本文以32家设立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技企业为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讨技术、组织、环境层面因素对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促成企业基础研究高投入强度的路径，即高技术行业高成长性企业的路径、高市场竞争中企业柔性应变的路径；以及两类引致企业基础研究低投入强度的路径，即高市场竞争中企业成长放缓的路径、低技术行业中政府资助不足的路径。这一结果印证了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驱动因素中存在非对称性的因果关系。研究还发现，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企业基础研究高投入强度（或低投入强度）的必要条件，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受多重因素的并发影响，环境、组织和技术三个层面因素形成驱动企业基础研究高投入强度的多样化组态，即企业基础研究高投入强度的驱动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征。研究结果为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决策依据。

聚焦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企业研发操纵现象，本文选取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主要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研发操纵的影响，并尝试从信息效应路径揭示具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够抑制企业研发操纵。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通过改善企业信息环境路径抑制企业研发操纵，表现出信息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处于竞争程度较高行业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解释了资本市场开放的信息效应所适用的情境因素。最后，经济后果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在促进企业研发产出中具有积极影响。本文拓展了企业研发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对于抑制企业研发操纵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同时丰富了资本市场开放微观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

不确定性环境下创新柔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高度重视。根据模块化理论，构建模块化设计对企业创新柔性影响的理论模型，系统分析模块化设计、知识共创、环境扫描与创新柔性的关系，探究模块化设计对企业创新柔性的影响机制。基于323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设计对企业创新柔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联合型知识共创在模块化设计与创新柔性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嵌入型知识共创在模块化设计与创新柔性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环境扫描正向调节模块化设计对创新柔性、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的影响；环境扫描正向调节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在模块化设计与创新柔性间的中介作用，即环境扫描水平越高，模块化设计通过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对创新柔性的正向影响越强。本文揭示模块化设计对企业创新柔性影响的路径和边界，可深化和拓展模块化与创新柔性研究，为提升企业创新柔性提供借鉴。

绿色信贷政策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实现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将绿色技术创新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前后，绿色信贷政策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促进了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推动了绿色专利质量的提高，但抑制了绿色专利数量的增加。（2）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实质性绿色创新；同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绿色信贷政策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此外，“绿色信贷→融资约束→研发投入→实质性绿色创新”的链式中介机制存在。（3）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更偏向于策略性创新；从企业排污量来看，不同污染程度的企业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相同；不同行业之间，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于绿色信贷政策的响应明显且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期望（after-hour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xpectations,AECE）十分普遍。尽管前沿研究已经从领导的视角探讨了AECE的影响，但对同事视角下AECE的关注仍然相对有限。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本文认为同事AECE会让员工产生挑战型和阻碍型压力评价，从而对员工工作绩效产生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其中，薪酬互依性是关键的调节变量：在薪酬互依性较高时，同事AECE会让员工产生挑战型压力评价，提高其工作绩效；在薪酬互依性较低时，同事AECE会让员工产生阻碍型压力评价，进而降低其工作绩效。通过对一家建筑行业公司的328名员工及其65名直接领导进行的两个时间点的问卷调研，多层路径分析结果支持上述假设。通过引入压力认知评价理论探讨同事AECE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双刃剑”效应，本研究丰富了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领域的研究视角。此外，本研究的结论也能为企业与员工在实践中更有效地应对AECE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本研究基于目的性工作行为理论，从环境-个体交互视角探讨了感知上级信任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双刃剑”作用机制，验证了自主动机、自我损耗和创新过程投入的双重链式中介作用，并分析了经验开放性在其中的边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感知上级信任对越轨创新的“双刃剑”效应会受到员工经验开放性的影响。当员工具有高经验开放性时，感知上级信任会通过激发员工自主动机，提升员工的创新过程投入，从而促进越轨创新发生；当员工具有低经验开放性时，感知上级信任会引发员工自我损耗，降低员工的创新过程投入，从而抑制越轨创新发生。

作为一种单一而狭隘的思维模式，领导底线心智在工作场所中的破坏性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团队层面领导底线心智能否有效预测个体层面员工工作绩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构建一个跨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以64名主管和300名员工为配对样本，考察了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绩效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此关系中员工愤怒的中介作用和团队正念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结论：领导底线心智负向影响员工绩效；员工愤怒在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团队正念负向调节领导底线心智对员工愤怒的影响，进一步负向调节员工愤怒在领导底线心智与员工绩效之间的间接效应，即团队正念越高，该间接效应越弱。

产业链链长制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基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视角，探究产业链链长制实施的微观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该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上述效用在政府重视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以及中游行业企业、非龙头企业、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链长制会通过缓解债务违约风险，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并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享有更长的债务期限。结论验证了产业链链长制的积极效应，一方面，为后续深入实施“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产业政策提供了全新的证据支持，响应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要求；另一方面，对提高企业融资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SG是赋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董事会内部子群体特征不同，会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企业ESG表现。但已有研究尚未揭示董事会内部子群体特征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理。本文基于断裂带理论，利用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重点考察了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能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董事会断裂带通过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提高ESG投资动力、缓解融资约束提高ESG投资能力等途径影响企业ESG表现。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内部环境复杂度和市场关注度抑制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此外，董事会断裂带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深层特征形成的断裂带，在股权制衡度较高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本研究从公司内部治理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企业ESG表现的前因变量研究，对实践中监管部门制定差异化政策，企业优化董事会治理结构以提升ESG表现具有重要启示。

劳动力资本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资源，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对微观企业保持竞争力与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08—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了高管的家乡归属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本地任职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作用机制分析表明，降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缓解代理冲突是高管本地任职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主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管本地任职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受到微观企业、中观市场以及宏观环境特征的影响。本文从高管本地背景这一微观层面拓展了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在选聘高管以及优化劳动资源配置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

本文针对两类质量异质供应商和第三方制造平台组成的供应链，考虑供应商拥有私有质量信息，构建以平台为主导的4种质量信息披露策略下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质量异质供应商的最优质量信息披露策略，探讨了供应商零部件质量和平台上高质量供应商的概率等因素对供应商质量信息披露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平台激励供应商进行质量信息披露的激励契约，并探讨了激励前后供应链成员均衡决策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供应商和普通供应商均有披露或不披露质量信息的动机；在一定条件下，两类供应商均披露质量信息能获得更高的利润，但供应链并不一定能获取更高收益；当两类供应商均不披露质量信息时，平台可以采用转移支付契约激励高质量供应商披露质量信息。

考虑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系统，其中制造商可以采用传统的批发（WS）合同或代发货（DS）合同将产品售卖给零售商，或履行零售商的线上订单，零售商可以采用线上渠道或“线上购买、线下取货”（BOPS）渠道将产品售卖给消费者。在此背景下，针对制造商和零售商分别面临的合同选择和渠道整合问题，基于以制造商为主方，零售商为从方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建立了以有限理性制造商和零售商为博弈主体的二维动态博弈模型，使得制造商和零售商各自利润最大化。在此基础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博弈双方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并给出了演化稳定策略。最后，通过仿真实验验证所建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随消费者等待成本的增加而减少；制造商的利润随佣金率的增加而减少，零售商的利润随着BOPS便利系数的增加而减少。特别地，当消费者等待成本和BOPS便利系数较高时，制造商倾向于采用WS合同；反之，更倾向于选择DS合同。当消费者等待成本较低或佣金率较高时，零售商倾向于采用线上零售渠道；而当消费者等待成本过高或佣金率较低时，零售商更倾向于采用全渠道（线上+BOPS）策略。

基于2009—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信息化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年均5.5%的增长，信息化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信息化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显著的时空异质效应。从传导路径来看，信息化通过扩散效应和融合效应加速物流技术创新，推动物流业技术进步，并作为主要动力源促进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信息化通过集成效应促进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规模效应不明显，且信息化对规模效率的提升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信息化对前者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后者的抑制作用，最终表现为信息化对物流业技术效率的显著提升作用，进而促进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信息技术应用程度在信息化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当信息技术应用深度和广度达到一定门槛值后，信息化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是应对突发事件的关键，对于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类应急物资，某类物资的供应中断将加剧整体储备不足的风险。为提升应急服务供应链韧性，针对应急物资供给数量和品类不匹配需求的问题设计应急物资模块化储备方式；考虑政府决策者不完全理性导致的行为偏差，基于数量弹性契约，设计供应中断下考虑决策者过度自信的应急物资储备模型；针对决策者有无过度自信的两种情况，剖析应急物资模块化储备下的应急服务供应链协调机制。通过算例仿真，分析模块化储备、过度自信水平以及常规采购单价和弹性系数等关键契约参数变化对最优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模块化采购可适当降低库存冗余风险，加深应急物资库存精细化管理程度，降低政府资金投入和库存成本，实现应急服务供应链韧性和整体利润双提升；决策者过度自信时，容易引发应急不足风险，若采用较低的常规采购价格可刺激政府提升采购量、弥补决策偏差，但会严重损害供应商利益和应急服务供应链长期协调；可充分发挥数量柔性契约的作用，针对性、动态化调整易发生供应中断品类的常规采购价格，以实现应急服务供应链协调。

在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充分整合供应商的知识，是制造企业实现合作创新的有效方式。在文献评述的基础上，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揭示知识整合的具体过程来刻画不同供应商参与形态下的知识整合模式，并基于“投入→可获取性→动员”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提出不同参与形态下知识整合实现的路径模型。研究结论如下：①“黑箱”供应商参与形态下，知识整合模式体现为“期望认知→同步创新”的过程；②“灰箱”供应商参与形态下，知识整合模式体现为制造企业-供应商间共同学习，即“知识共享、联合意会、联合决策”不断迭代的过程；③M-S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知识可获取性，促进知识整合。

科技领军企业获取并维持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主导力是培育“链主”企业，增强创新链产业链自主性的重要措施。但这一目标经常面临环境动态变迁、企业资源错配、战略选择偏差等的挑战。本文基于“条件—行动—结果”分析思路，以宁德时代为案例分析对象，将其获取与维持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主导力的过程分为“乘风而起”与“久久为功”两个阶段，探究宁德时代如何通过战略思维指引下的资源编排行为来获取和维持创新生态主导力，并构建科技领军企业获取和维持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主导力的过程模型。研究发现：第一，外部产业环境与技术环境的耦合为企业基于不同创新生态主导力发展阶段而形成战略前瞻和战略共生的思维引领打开了机会窗口；第二，基于不同发展阶段现有资源差异而实施不同资源编排方式，是企业提高资源编排效率、锁定与放大既有优势，从而获取和维持创新生态主导力的关键。研究结论对于科技领军企业在复杂多变环境中获取并维持新兴技术创新生态主导力，进而强化科技领军企业培育与成长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