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经贸摩擦交织的背景下，大宗商品市场日益成为全球风险的核心汇集区。本文首先基于ARMA-GJR-GARCH与Copula-CoVaR模型，考察大宗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联动关系。进而从尾部风险测度指标期望损失（ES）出发，结合动态半参数广义自回归得分（GAS）模型，更精准地度量两大市场的极端风险变化。此外，本文通过构建多层网络结构，系统分析了不同类别大宗商品与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大宗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之间存在显著正向风险联动，且大宗商品市场的上尾风险更易向金融市场传递；②大宗商品市场风险的持续性和风险损失变化范围均小于银行等金融市场；③大宗商品市场对银行、证券与保险市场存在着较明显的净风险输入，其中化工、有色及油脂油料等作为生产原料的大宗商品市场，对金融市场表现出较强的净风险输出效应，而农业类与贵金属商品市场则受到了金融市场的正向风险净传染。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大宗商品与金融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情况，也能为相关决策者在风险预警与宏观审慎调控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随着国际贸易摩擦加剧、技术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全球供应链脱钩风险上升，企业如何进行对外投资成为重点话题。本研究基于对国际生产折衷模型（OLI模型）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扩展分析，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友岸投资（即向双边关系友好国家投资）的影响及其行业异质性。利用我国2013—2021年1031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能力对友岸投资具有正向影响，行业不确定性、行业竞争强度及地缘政治高风险行业削弱了这一影响。本研究拓展了OLI模型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内涵，为理解企业数字化和友岸投资之间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模糊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界限，为数实融合提供了产业交叉与数据联通的融合环境。本文基于生态系统理论，以我国30个省份为样本，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探索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多元要素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组态驱动路径。研究发现：①引致高数实融合与非高数实融合的组态路径具有不对称性。识别出基质-技术驱动型、多因素联合驱动型、主体驱动型3种引致高数实融合的组态类型，识别出生态活性抑制型、治理-多样抑制型与基质-协同抑制型3种引致非高数实融合的组态类型。②本文进一步将数实融合解构为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识别出基质-经济驱动型与经济-协同驱动型2种引致高数字产业化的组态类型，以及环境驱动型、经济驱动型与基质-协同驱动型3种引致高产业数字化的组态类型。本文挖掘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对数实融合的协同驱动路径，为我国各省份通过建设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区域导向型政策是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积极应对，也是推动特定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从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的视角，讨论了东北振兴战略给地区企业生产率带来的政策效果。理论上，构建了区域导向型政策影响下的企业“集聚-选择效应”模型；实证上，采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估计法和双重差分估计法，检验了东北振兴战略对企业生产率带来的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①政策整体上扭曲了东北地区的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表现为负向的同质性集聚效应，以及正向的异质性集聚效应和选择效应，也就是降低了地区生产率平均水平，扩大了高、低效率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带来更多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②低效率国有企业的退出行为不明显，政策对试点行业生产率的负向作用更为明显。随着后续振兴战略意见的出台，2009年之后，东北地区企业生产率有所提升，缓解了早期政策偏向性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双重差分法下的动态效应检验、分位数回归以及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一致。③机制检验结果显示，首轮东北振兴战略显著降低了高效率企业创新投入，但提高了固定资产和劳动投入，低效率企业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其他要素投入均有所减少。本文针对首轮东北振兴战略的效果评估，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

在内循环为主导的新发展格局下，自主创新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但近年来我国存在技术创新提速与产业结构升级降速并存的现象。基于201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和半参数空间计量模型定量研究发现，低质量创新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固化，折射出中国现阶段发达地区高质量创新使产业结构升级遭遇瓶颈。本文认为，并存现象的本质在于中国技术创新数量激增背后存在创新质量下降的“技术陷阱”，特别是产业结构升级达到一定水平后，融资渠道单一限制了耐心资本的培育。着眼于企业债券、影子银行、数字金融多元融资渠道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复杂作用，提出技术创新随多元融资渠道规模变化而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差异性影响。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区企业债券融资规模较高、银行影子监管制度不完备、数字金融规模较小的区域更容易产生“技术陷阱”。上述结论表明，降低高质量技术创新融资摩擦、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是当前中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速的重要途径。

已有研究忽视了创业叛逃事件对创业者个人情感和利益上造成的伤害，更缺乏对这种受损程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组织绩效的研究。本文通过整合情感事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基于275份调研问卷，使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ping方法检验了叛逃事件引发的受损程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叛逃受损度与组织绩效存在倒U型关系，创业激情和企业资源能力水平在创业叛逃受损度与组织绩效之间分别起到正负两方面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深化了对创业叛逃情境下创业者受损程度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理解，提出叛逃受损程度向组织绩效转化的中间路径，对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有重要启示。

基于Super-SBM模型测度30个省份2012—2021年的绿色创新效率，以《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环境保护税征收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从绿色创新投入和绿色创新产出角度分析影响机制，并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分析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中国整体绿色创新效率较为稳定，但绿色创新效率无效地区数量较多，全国绿色创新效率均值呈现“东—中—东北—西”依次下降的分布情况；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中西部地区较为显著；环境保护税在增加绿色创新投入的同时降低了绿色创新产出，从而抑制了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该机制在西部地区最为显著；提升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缓解环境保护税对区域绿色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

探究国家科技奖励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对完善我国科技奖励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奖励理论和背书效应，探究国家科技进步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经济绩效反馈、区域市场化程度对国家科技进步奖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2008—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旨在补充现有国家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研究，为完善我国科技奖励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发现：①国家科技进步奖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且奖项等级越高，越有利于技术创新。②企业经济绩效反馈并未强化企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奖项等级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③区域市场化程度削弱了企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及奖项等级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

政府采购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大多数研究未能区分政府常规采购与政府创新采购，且对数字企业的专门研究较为匮乏。本文基于中国政府采购合同文本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手工收集和整理政府创新采购数据并与数字经济上市公司数据匹配，从微观视角考察政府创新采购对数字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创新采购显著激励了数字企业的研发投入，且结论在相关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政府创新采购不仅显著缓解了数字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且显著提升了数字企业获取风险资本的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采购对于非国有企业、研发前期阶段及较低市场制度环境地区的数字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更为显著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数字企业创新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为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提供了新的治理方案。通过构建基于“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技术标准联盟协同治理模式，在刻画“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在联盟治理过程中的践行程度并衡量联盟合作绩效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联盟“共商共建共享”治理对合作绩效的影响程度，并通过响应面分析识别支持联盟高绩效的共商共建共享协同治理特征。研究发现：联盟共商、共建治理与合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共享通过共商、共建对绩效产生正向作用；响应技术、经济、社会、战略等不同层次绩效的共商共建共享协同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这表明，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对面向“一带一路”企业技术标准联盟取得合作绩效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协同治理可促进企业技术标准联盟合作多层次绩效目标实现。

内部研发被认为是企业创新的重要内生动力，而风险投资可以为创业企业带来各种资源，有助于其更好地开展创新活动，应对经营过程中的多种挑战。突破性创新对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有重要作用。但不同维度的风险投资特征如何影响创业企业研发投入与突破性创新的关系，学术界缺乏充分的研究。本文从参与主体类型和参与程度对创业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特征进行了分类，探究了风险投资多样性与风险投资参与度对创业企业研发投入与突破性创新关系的影响机制，并考察了创业者以往创业经历的权变影响。通过对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77份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创业企业研发强度对突破性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投资多样性与风险投资参与度对研发强度和突破性创新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创业者以往失败创业经历负向调节了风险投资对突破性创新的影响，没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能从风险投资支持中获得更多的积极影响。研究结论拓展了风险投资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解，为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决策和企业创新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基于“任务-自我”的目标双元分析框架，本文打破以往员工跨界就是“为任务”的潜在假设，从“为自己”的视角入手，对员工跨界行为进行了新的解读。同时，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从个体和情境两个层面识别出5个前因条件，探究影响任务导向型跨界和个体提升型跨界行为的不同前因条件组合。以291名企业员工为样本，通过fsQCA和NCA方法发现：①5个前因条件中，不存在引起员工跨界行为的必要条件。②引起任务型跨界行为的相关路径中，个体和情境因素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其核心条件分布，可归纳为相互匹配型组态。而引发个体提升型跨界行为的路径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体因素主导、情境因素辅助，另一种则是由个体和情境因素共同驱动，可分别归纳为自我引导和协同驱动两类组态。③通过对比引起两种跨界行为的组态发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跨界行为，跨界效能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且二者均存在个体和情境因素共同引发的路径，虽然引发因素不尽相同，但部分路径在一定条件下可实现相互转化。此外，个体提升型跨界存在由个体因素主导的路径，从结果上印证了员工跨界行为存在“为自己”的可能。研究结论不仅从理论上为员工跨界行为前因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解释，也为组织或团队激励员工有效展开跨界行为总结一定的实践启示。

员工韧性是员工对抗挫折和冲突等负面事件时不可或缺的心理能力，对于组织应对外部环境冲击具有重要意义。面对充满竞争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员工需要具备一定的韧性才能有效应对挫折和挑战，实现工作适应与长远发展。精神力是赋予个体活力与生命的无形力量，有助于唤醒个体的积极情绪，补充心理资源，促进员工韧性的形成。基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本研究构建了以积极情绪和工作繁荣为中介变量，以战略柔性为调节变量的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运用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交叉验证理论模型，所有假设均得到验证。结果显示：职场精神力可以显著提升员工韧性；员工积极情绪和工作繁荣在职场精神力影响员工韧性的过程中不仅各自发挥中介作用，还存在着链式中介作用，即职场精神力通过唤醒员工的积极情绪，进一步建构持久的心理资源（工作繁荣），最终使员工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最后，战略柔性正向调节积极情绪和员工韧性、工作繁荣和员工韧性之间的关系，以及积极情绪和工作繁荣在职场精神力和员工韧性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即战略柔性越强，职场精神力对员工韧性产生影响的“情绪-资源”链式中介作用越强。本研究探究了职场精神力对员工韧性的赋能传导机制及边界条件，为企业有效开发或提升员工韧性提供了管理建议。

受社会环境剧烈变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影响，组织倾向于向下传递生存压力，致使员工面临更为繁重的工作任务和更高的绩效要求，难以平衡身体状况与绩效要求之间的关系，加剧了“带病工作”现象的普遍性。绩效压力背后具有复杂的外在动机，而相关研究忽视了运用自我决定理论的外在动机进行解释。本研究依据自我决定理论，通过478份两时点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在绩效压力目标导向性和威权领导威胁性的综合情境下，员工出勤主义背后的外在动机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绩效压力对员工出勤主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威权领导会强化绩效压力对员工出勤主义的正向影响；独立型自我建构会弱化威权领导对绩效压力与员工出勤主义之间关系的增强型调节作用。本研究结合组织情境与个体特质拓展了自我决定理论对出勤主义的解释力，为企业如何管理员工出勤主义提供了新的见解。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多种决定因素，但鲜有关注经营困境企业的劳动收入分配行为。鉴于此，本文利用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公司的绩效期望落差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经验影响关系。结果发现，公司的绩效期望落差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越高，意味着经营表现不及预期的公司会显著提高其劳动分配水平。机制检验表明，绩效期望落差主要是通过员工挽留和员工激励机制，进而提高了公司的劳动收入份额。本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绩效期望落差对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影响在绝对绩效表现不佳的公司、非劳动密集型公司、中西部地区公司、处于劳动力供给较不充沛地区的公司以及员工技能专有性较低的公司中表现得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发现绩效期望落差缓解了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问题，表明绩效期望落差主要提升普通员工的劳动收入水平。最后，本文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总之，本文不仅丰富了绩效期望落差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而且对于提高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项目质量复核是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的重要机制。但由于数据限制，以往主要使用实验研究，大样本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获取了项目质量复核人执行年审业务的独特数据，分析项目质量复核人与审计师之间的地缘关系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地缘关系可以提高审计质量。机制检验发现，地缘关系通过提升沟通效率，从而发挥“合作”效应。具体表现为，当合作年限较短或审计客户的经济重要性水平较低时，地缘关系对审计质量的提升效果更加突出。异质性检验发现，“合作”效应在事务所总所承接的或高风险项目上更为明显；当项目质量复核人工作强度更大时，地缘关系的沟通优势更加突出，“合作”效应也更为明显。本研究不仅丰富了项目质量复核和地缘关系视角的审计理论文献，而且对事务所有效地组织项目质量复核工作和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具有借鉴意义。

研究注册制改革的溢出效应，有利于优化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本文基于2016—2022年创业板和主板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改革后存量上市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得到显著降低，且这一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提高股票流动性和信息披露质量实现。此外，在分析师关注度低、审计质量低和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对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效果更加显著。本文丰富了注册制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对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卓越绩效模式为组织呈现了一个系统的管理框架，以往研究对卓越绩效模式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广泛探讨，然而，卓越绩效模式是否对制造业企业的运营管理有积极影响，其如何改善制造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仍有待研究。本文以299家获得过政府质量奖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线下座谈会进行问卷调查和数据收集，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结构方程模型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首先，卓越绩效模式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制造业企业各项过程类活动的达成度和经营绩效水平；其次，领导对战略、战略对顾客与市场及过程管理、顾客与市场对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及过程管理对经营绩效均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同时测量、分析与改进对其他过程类活动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最后，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高经营绩效不是由单个过程类活动决定的结果，有六个不同的过程类活动组态可以使制造业企业达成高经营绩效水平。综上所述，本文不仅验证了卓越绩效模式在制造业企业运营管理中的有效性，也为制造业企业改善经营绩效提供了管理启示。

充足的应急物资储备是有效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应急物资实物、生产能力和资金3种储备策略配比失衡，造成了物资浪费且难以满足重大突发事件的救灾需求，但现有文献针对应急物资混合储备策略的研究都基于确切的需求概率分布，限制了模型的实际应用性。为此，本文在需求分布不确定下，首先以最小化极值分布下的政府期望成本为目标建立应急物资实物、生产能力和资金混合储备优化模型，给出了4种不同最优鲁棒储备策略及其边界条件。此外，构建了最小最大后悔度准则下的应急物资储备优化模型，给出了最小最大期望后悔度准则下最优鲁棒储备策略的高效求解形式。关键性管理启示包括：①随着对分布不确定厌恶程度的增大，最优生产能力储备水平和资金储备水平保持不变，而最优实物储备水平提高；②最优实物储备水平和生产能力储备水平不受物资短缺惩罚成本的影响，而最优资金储备水平随物资短缺惩罚成本的增大而提高；③最优生产能力储备水平和资金储备水平随参考分布不确定性的增大而提高，但最优实物储备水平可能随着参考分布不确定性增大而降低。研究成果可以为政府部门更好地做好应急物资储备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随着供应链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亟须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构建持久稳固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关注由于技术创新引起的紧俏产品的市场情形，考虑决策者倾向于高估消费者的创新接受水平的过度自信行为，构建模型分析企业的产品更新换代策略，新产品的创新水平与新旧产品的产能分配比例决策问题。结果表明：①当消费者对于创新的接受度较低时，理性决策者选择共存换代策略，反之，单品换代策略更优。然而，过度自信决策者则可能因其较高的估计，在消费者创新接受度较低的情况下错配采用单品换代策略。②较之单品换代策略，理性决策者和过度自信决策者均在共存换代策略下对新产品的创新投入水平更低，获取的最优利润更高，共存换代策略与单品换代策略之间的利润差距随着消费者的创新接受水平增加而减少。③无论消费者创新接受水平如何，过度自信的决策者都倾向于过度投资以提高产品创新水平，并将给创新产品分配更多的产能，从而对其利润造成负面影响。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进一步讨论了消费者对创新产品的接受程度、新旧产品竞争强度以及过度自信水平对于产能分配比例以及企业利润的影响。本研究揭示了过度自信对企业产品迭代与产能决策的影响，为企业规避决策偏差、提升盈利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为构建成熟的动力电池回收体系，在电池制造商和第三方回收商进行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竞争的背景下，提出二者共享电池信息的合作模式，通过建立模型对比了信息共享前后的回收数量、回收价格、利润以及闭环供应链碳排放量的变化情况。研究结论表明：①电池信息共享能够增加第三方回收商的动力电池回收量，且在一定范围内，电池制造商和第三方回收商的利润都将得到改善；②当闭环供应链碳减排效率大于梯次利用率时，电池信息共享能够减少闭环供应链碳排放。研究发现为动力电池回收企业破解自身困局、把握动力电池退役潮机遇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发展方向。

传统国有制造企业如何在数智化转型浪潮中形成组织战略柔性成为产学两界共同关注的难题。本文以潍柴动力为研究对象开展纵向探索性单案例分析，遵照“困境识别—变革进程—柔性结果”研究逻辑，从“利用-探索-预见”三元性视角出发，探讨如何通过资源行动与数智赋能实现国有制造企业战略柔性。研究发现：第一，国有制造企业战略柔性实现过程形成“衰退—初创—成长—成熟”的企业生命周期形式，突出其向死而生的自我革命特点；第二，三元能力与资源剥离、拼凑、编排和协奏内嵌各发展阶段，形成三元性资源行动以实现国有制造企业战略柔性；第三，数智赋能分别从市场、组织、创新和数据四方面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克服资源刚性，完成四次转型跨阶段间的跃迁。本文构建了国有制造企业战略柔性实现的机制模型，回答国有制造企业如何解决“反应-前瞻”双元战略柔性问题，扩大双元能力理论内涵，响应时代需求，并为国有制造企业形成战略柔性、破解数智化转型难题，以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航空制造业实现颠覆性创新对我国国防工业及国家工业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揭示双重制度逻辑下航空制造业产生颠覆性创新的机理。研究发现：在系统奠基期，以政府逻辑为主导，系统内创新主体数量少而分散，以政府主导下的被动合作为主，并在模仿基础上进行技术本土化与创新，实现中国航空制造业从零到一的颠覆性突破。在系统构建期，政府逻辑占主导，市场逻辑开始导入，系统内主要成员间层级结构与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使得颠覆性创新成果数量稳定增长。在系统发展期，政府逻辑与市场逻辑共同发挥作用，以核心企业为中心的产业集群迅速发展，颠覆性创新成果规模扩大，创新性强。在系统提升期，市场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系统内形成复杂的研发合作网络，颠覆性创新成果爆发式增长。研究成果既丰富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颠覆性创新理论，也对中国航空制造业颠覆性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