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统评述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霍尔（Robert E.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的研究工作与学术贡献，探讨其对宏观经济稳定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与现实启示。霍尔将理性预期引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揭示了消费的跨期决策规律，并从均衡工资粘性视角解释了总量就业波动。伍德福德继承并发展了维克塞尔古典货币理论，通过整合跨期最优决策、价格粘性与货币政策规则，构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基于上述理论评述，本文进一步反思了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可能方向，并结合中国现实，从微观消费行为研究、利率规则与预期管理、货币与财政协调三个方面提出了宏观政策启示。

在发挥好第三次分配作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如何激励企业捐赠已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本研究借助2008年新颁布的《企业所得税法》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观察企业适用的名义所得税税率变化，将企业划分为“税率不变”（对照组）与“税率下降”（实验组）两类，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所得税税率降低对企业捐赠的影响。研究发现，所得税税率下降显著促进了企业捐赠。本文认为，降低所得税税率有助于增强现金流、提高净利润并缓解融资约束，从而使企业拥有更宽松的经济资源来增加捐赠，本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从捐赠动机来看，所得税税率下降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市场化捐赠，企业捐赠具有管理层自利动机、政治关联动机；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所得税税率下降对市场化程度较低、行业垄断程度较低和媒体关注度较高的企业捐赠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根据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土地经济密度能够反映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和集约化程度。新型基础设施由于其独特的连通性和共享性，通过推动区域间生产要素流动、社会资源整合匹配、知识技术交流共享促进经济集聚，对土地经济密度具有重要影响，能够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能。本文将新经济地理理论与集聚外部性理论相结合构建了分析框架，以2003—2021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单元作为样本，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土地经济密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本区域土地经济密度的直接提升效应及对周边区域的正向溢出效应，均强于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三类新型基础设施中，融合基础设施投资的提升贡献最突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在基础设施投资推动土地经济密度提升的路径中具有中介作用，而污染排放则具有遮掩作用，制约土地经济密度的提升。本文深化了对集聚外部性理论的理解，为优化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布局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启示。

能源转型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而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是推动能源转型的重要工具。本文以2018年中国环境保护税（简称环保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三重差分方法揭示环保税对企业能源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在污染物征收标准提高的地区，环保税实施能够显著促进污染型企业能源转型。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环保税的能源转型效应主要通过调整化石能源消费结构和提升绿色创新能力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环保税对企业能源转型的促进作用在资源丰裕度高、财政压力大的地区以及资产负债率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本文进一步的经济效应分析发现，环保税在促进企业能源转型的同时还能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完善环保税等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农业再生水减污降碳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从“央-地-企-农”视角出发，首先，基于农户异质性构建Hotelling模型分析农业再生水企业市场竞争。基于此，构建有/无中央政府引导的企业和地方政府演化博弈模型，探究多主体策略互动规律，并开展案例与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满足阈值条件时，改善农户信任程度和可持续发展观念以及提升初始支付意愿有利于促进农业再生水减污降碳；减污降碳成本在可行区间内，中央政府的引导才能发挥作用；正向激励政策可提高企业和地方政府选择理想策略的意愿，仅地方政府监管无法使得农业再生水减污降碳达到理想状态，央地联动监管可改善此状态，且中央政府监管力度为中等即可产生效果；在不同策略组合中，执行正向激励和央地联动监管组合政策效果最优。本文为农业再生水减污降碳的多主体协同治理与政策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正深刻重构企业发展逻辑、重塑企业竞争格局。利用八试点碳市场这一“准自然实验”，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3年数据，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同时验证绿色声誉资本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使企业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均得到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声誉资本在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中以监管者-制度规范效应、消费者-市场选择效应和投资者-资源配置效应等三重效应发挥中介作用，其贡献度为49.6%。进一步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生产技术先进与否、能源消耗强度高低和产品市场竞争强弱异质性。研究揭示了中国碳市场运行机制的微观效应，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持；研究结论有助于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精准施策、“对症下药”，最大限度地发挥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效果。

复数值神经网络已成功用于解决类别分布不平衡的信用风险评估问题，但这些研究仅在低维特征数据上进行建模，难以同时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类别分布不平衡和高维特征数据问题。为此，本文引入具有更快学习速度的复数值极限学习机，并将其与重抽样技术、集成学习、多属性决策等方法有机结合，构建基于最优重抽样选择策略的信用风险评估复数值极限学习机集成模型，其中采用熵权TOPSIS方法选择最适合的重抽样技术。在两个高维不平衡的信用风险评估数据集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九种重抽样技术中，随机欠采样是最适合复数值极限学习机集成建模的；全特征建模的评估优于采用降维技术的评估；进一步，基于随机欠采样的复数值极限学习机集成模型的信用风险评估性能优于四种单一模型和五种集成模型。

女性创业者在融资时相比于男性创业者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女性投资人在寻求投资机会时亦是如此，女性是否愿意帮助女性成为亟待关注的现实问题。然而，过往研究对于这一问题发生的边界条件并未达成共识。本研究聚焦早期天使投资情境下创业者和投资人性别对投资意向的影响，基于性别角色一致性理论，本文探讨不同性别投资人在决策时是否存在性别偏好，以及该性别偏好是否会受到创业项目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影响。基于对177个创业路演项目和1584条“创业者-投资人”二元层面数据的分析发现，女性天使投资人更倾向投资女性创业者，验证了“女性帮助女性”的基本假设；当女性创业者释放社会信号时，女性投资人对女性创业者的偏好会更强烈；当女性创业者释放经济信号时，会进一步削弱男性投资人对女性创业者的投资意向。该研究深化了对于创业投融资中性别问题的认识，兼具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

我国的公共数据开放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被视为推动数据要素释放社会经济价值的重要战略。然而，该政策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仍有待深入研究。本文以地方政府开通数据开放平台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了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强化环境规制、激发公众关注以及优化企业能力，进一步推动了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曾受过环保处罚的企业、国有企业、位于高污染地区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有关公共数据开放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为激活公共数据要素市场活力、推动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

尽管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但现有研究关于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论却存在显著分歧。这种不一致很大程度上源于忽视了绿色创新内部的结构性差异：即存在污染预防与清洁生产两种,二者的决策逻辑与技术路径并不相同。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整合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两类绿色创新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污染预防型绿色创新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作用，其核心机制在于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技术替代效应；相反，对清洁生产型绿色创新则表现为持续的线性促进作用，体现了深度的能力协同。此外，组织冗余资源与产业层面的数实融合程度显著增强了上述关系。本研究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的非对称影响及技术替代机制，突破了既有同质性研究的局限，为企业在“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制定差异化的绿色协同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快速发展变化的数字技术环境使新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单一的技术层面上升至战略层面。然而，对于数字化导向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绩效这一重要问题，现有研究尚缺乏关注。本文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提出数字化导向概念，并引入商业模式设计构建理论模型，深入探讨与分析数字化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导向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商业模式设计在两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其中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在数字化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而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在数字化导向与财务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不仅为数字化导向研究贡献了新内容，还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创企业成长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价值。

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企业如何有效管理高层管理者的注意力资源以提升创新绩效，已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基于间断平衡理论，本研究以2011—2022年247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系统探讨高管团队数字注意力结构与研发投入策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在高管团队数字注意力结构中，注意力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注意力宽度与创新绩效则呈倒U型关系；②研发投入跳跃在高管团队数字注意力影响创新绩效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③管理自由度正向调节高管团队数字注意力深度对研发投入跳跃的影响，但对注意力宽度与研发投入跳跃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本研究通过区分注意力内容结构，从间断平衡理论视角拓展了注意力基础观的解释边界，为企业统筹配置高管团队注意力资源、实现双元创新绩效目标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启示。

本文引入颠覆性指数，构建了一套用于衡量科研机构创新水平的指标体系，包括机构创新指数及其调整指标、截断机构创新指数等。基于Microsoft Academic Graph数据库中超过1.34亿篇文献所构建的引文网络，系统测算了相关科研机构的创新水平，并以全球物理学领域的科研机构为对象开展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新指标与现有科研产出测度指标具有显著相关性，并展现出独特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行科研机构评价体系的不足。同时，物理学领域的传统顶尖科研机构在新指标下依然排名靠前，进一步验证了所构建指标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研究成果为科研机构明确创新发展路径、优化科研资源配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对推动科研机构创新水平测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营销场景中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信息处理工具，而是逐渐成为影响用户体验、关系感知与持续使用行为的重要交互对象。心理拟人化作为用户赋予人工智能以类人心智特征的重要感知线索，正在成为解释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重要变量。基于SOR理论，本文构建了“人工智能心理拟人化—自我-人工智能联结—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研究模型，并进一步考查自我一致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的心理拟人化能够显著提升用户持续使用意愿；自我-人工智能联结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自我一致性正向调节人工智能的心理拟人化对自我-人工智能联结的影响。本文从自我延展视角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心理拟人化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内在作用路径，也为企业优化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增强用户黏性和提升用户关系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构建稳固的国家能源安全储备体系离不开居民的广泛参与，但既有研究多从宏观政策或市场机制等视角展开，微观视角下居民参与国家能源安全建设的深层动因仍需深入探索。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整合“关切-认知-意愿”逻辑主线，利用全国1967份调研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检验了居民能源供应安全关切与环境关切对能源安全支付意愿的影响机理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①能源供应安全关切通过增强态度和主观规范，提升能源安全支付意愿；而环境关切则通过相同路径对支付意愿产生负向影响。②集体主义价值取向起到了增强与缓冲的双重调节作用，既强化了能源供应安全关切对态度的正向影响，又缓解了环境关切对态度的负向影响。③组态分析揭示了高能源安全支付意愿的形成依赖于内部动机与外部压力的协同驱动，其中态度发挥关键作用。本研究深化了对国家能源安全情境下公众行为决策机制的理解，拓展了计划行为理论在能源安全研究领域的适用边界，并为提升居民参与国家能源安全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聚焦国漫IP代言情境，探讨AI数字人融合式文化混搭代言对Z世代粉丝的平台电子口碑意愿影响。通过实验法，研究发现相比东方AI数字人，西方AI数字人的文化混搭代言更能提升Z世代国漫粉丝的平台电子口碑意愿，且该影响由感知趣味性中介。此外，上述直接效应受到粉丝经验开放性的正向调节，也受到文化自信的负向调节。本文构建了文化混搭与AI数字人代言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文化混搭新的影响机制以及补充了国漫电子口碑的新影响因素；实践上，为国漫企业如何借助融合式文化混搭创新形式优化Z世代口碑管理以及在全球化语境中实现文化混搭与本土文化认同的动态平衡提供参考。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需要在战略、资源、架构、认知等方面实现协同变革。然而，完全摈弃惯例、追求过度变革的企业同样可能面临内部稳态丧失、适应成本剧增等问题，进而导致数字化转型失败。本文以组织惯性理论为基础，结合1178家制造业上市企业2013—2023年的面板数据，考察资源惯性与结构惯性这两类组织惯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探究政策不确定性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源惯性与结构惯性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均呈倒U型，说明适度的资源惯性和结构惯性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高度政策不确定性分别加剧和减缓了资源惯性、结构惯性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倒U型关系，表现为倒U型曲线分别变得更陡峭和更平缓，表明制造企业在高度政策不确定性下倾向于调整资源配置并增强组织结构的稳定性以推进转型。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资源惯性对数字化转型的倒U型影响及其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以及低不确定性感知企业中显著存在；而结构惯性的主效应和受到的调节效应在不同企业间均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企业对稳定组织结构的需求普遍存在，资源惯性影响的异质性则源于企业资源依赖和信息来源的差异。研究结果不仅为组织惯性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前因等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启示，同时对加快中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

在全球加速迈向数字化背景下，资源有限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数字化转型能力缺失的困境，导致其难以从低效和形式化的数字化转型中真正获益。围绕“中小制造企业如何有效构建数字化转型能力？”，本文基于动态知识管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探究数字化转型能力构建的动态驱动机制以及调节因素。通过对172份跨期一年的中国中小制造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组织忘却正向影响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知识创造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此外，CEO创业激情和敏捷领导力皆能通过增强组织忘却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加强组织忘却对数字化转型能力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能力理论构建、动态知识管理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助力中小制造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突破低效和形式化的转型困境。

政策理解在促进公众政策支持和遵从意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如何有效地组织政策信息以确保公众及时、准确、全面地理解政策内容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防控政策解读信息为例，采用在线控制实验方法验证了不同可读性与信息框架对公众政策理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可读性与损失框架对公众主观理解和客观理解程度方面都具有显著的提高效果，而加入叙事信息的政策解读只在提高公众主观理解程度方面具有显著作用。此外，叙事框架分别与可读性和目标框架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对提高公众主观理解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比起单独使用高可读性或损失框架，高可读性与叙事信息结合、损失框架与叙事信息结合更能提高公众主观理解程度。研究结论为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和新闻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解读信息的组织和传播方面提供借鉴与启示。

在制造商应用区块链技术并进行绿色研发的背景下，基于转销与代销两种销售模式，构建了考虑政府补贴的绿色供应链博弈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区块链技术敏感度、佣金率等参数对绿色供应链运作及政府补贴效果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政府采用区块链应用成本补贴还是绿色研发成本补贴，政府补贴比例及消费者区块链技术敏感度的增强均有助于提高绿色产品绿色度、区块链技术水平、市场需求，增加制造商和电商平台利润。无论采取何种销售模式，除绿色产品绿色度外，政府两种不同补贴对绿色供应链的作用效果均受消费者区块链技术敏感度的影响。无论政府采取何种补贴策略，佣金率较低（高）时，区块链技术水平和绿色产品绿色度均在代销（转销）模式下更高，且制造商和电商平台总是受佣金率的影响而偏好不同的销售模式。研究结论揭示了消费者区块链技术敏感度和佣金率对补贴效果及销售模式选择的作用机理，可为绿色供应链差异化补贴政策制定和销售模式选择提供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塑了企业投资决策模式。本文以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创新性构建基于数字专利的供应链合作伙伴（供应商与客户）数字创新测度指标，实证检验其对焦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字创新显著抑制焦点企业非效率投资，且供应商数字创新主要缓解投资不足，客户数字创新则抑制投资过度；第二，机制检验表明，该效应通过技术扩散驱动、融资约束缓解和信息不对称缓解三条路径实现；第三，异质性分析揭示，客户数字创新对国有企业治理效果更优，供应商数字创新对非国有企业作用更强，且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改善尤为显著。本文采用数字专利考察供应链协同中供应商与客户数字创新的差异化影响及作用机制，为优化产业链数字化协同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下，能否有效管理现有资源是企业维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然而危机情境下企业资源行动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尚未得到广泛关注。本文结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转危为机的具体实践，深入探究危机情境下企业资源协奏的过程机制及危机领导力对资源协奏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危机情境下企业资源协奏主要围绕跨产品、跨部门及跨企业3个方面展开，企业在危机中的生存与反弹得益于这3个关键要素的动态循环；②充分发挥危机领导力效能是企业资源协奏有序进行的关键，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引导和赋能资源协奏两个方面；③危机领导力赋能下的企业资源协奏较传统模式具有激活点前移、执行力提升的显著特征。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弥补现有文献对危机情境下企业资源协奏机制及危机领导力作用机制考量不足形成的研究缺口，对企业危机管理及其领导行为具有借鉴意义。

数据知识产权日益成为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关键动力，然而其过程机制尚未被充分揭示。本文基于数据流通视角，采用嵌入式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数据要素在数据知识产权驱动下的价值实现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筑基型—保障型—培育型”的多功能数据知识产权制度，能够推动数据流通沿“聚合流通—传递流通—扩散流通”的阶段路径演进，从而赋能数据要素实现“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价值化跃迁；这一过程的实现，需依托“市县联动—部门协同—联协同进”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推进范式和“数据加工—数据运营—数据创新”的数据要素行为逻辑之间的协同演进。本文揭示了数据知识产权赋能数据要素价值化的过程机制，拓展并丰富了数据要素价值化理论，为政府完善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