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2013—2019年我国中央层面出台的较为典型的220项房地产政策，采用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的方法，提取关键词频，进而综合参照已有学者对于政策指标的设定进行改进，创新性地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变量中加入政策效力级别这一具有递进和排他性的一级变量，构建房地产政策的PMC指数模型，对六项样本房地产政策进行量化评价。实证结果表明：政策1和政策3的PMC指数水平较低，处于可接受水平，仍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其余四项政策均为优秀水平；专项调节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涉及面较窄，PMC指数较低；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政策，关乎民生且覆盖面较为广泛，因此PMC指数相对较高；从一级指标内部来看，政策的调控范围和政策的调控对象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本文首次基于信息数量和信息质量两个维度构建信息强度指数，研究其对股票截面收益的影响。在构建包含信息强度因子的五因子定价模型基础上，对比分析不同信息强度股票组合收益，研究信息强度与收益和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基于信息数量和信息质量两个维度构建的信息强度指数对股票截面收益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信息强度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风险因子，考虑信息强度因子的五因子定价模型能更好地解释股票收益；信息强度与超额收益呈反向变动关系，信息强度对收益的敏感系数为负，高信息强度组的超额收益最低、敏感系数绝对值最小，低信息强度组的超额收益最高、敏感系数绝对值最大，按信息强度高低构建的股票组合能够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研究结论为投资者投资决策、监管者完善市场建设及学者们更深入研究资产定价问题提供参考。
短线机构投资者能否抑制内幕交易?学术界莫衷一是。本文在科学定义股市交易主体的基础上建立了短线机构投资者、内幕交易者和噪音交易者参与的两期交易动态博弈模型，并使用逆向归纳法求解了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同时对均衡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仿真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短线机构投资者对内幕交易存在有限抑制效应：当短线机构投资者的信息获取和研判能力提高时，内幕交易利润降低，抑制效果显现，但需以信息获取和研判能力超过一定阈值为前提；当短线机构投资者数量增加时，内幕交易利润降低，抑制效果显现，但存在短线机构投资者数量的边际抑制效应递减。因此，单一推进投资主体的机构化不一定对内幕交易产生自发的市场抑制，提升短线机构投资者理性水平是抑制内幕交易的关键。
本文在房地产市场中引入投资者异质性预期，从市场演化的内部视角出发，分析房价波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和数值模拟探讨不同投资者的行为差异对于房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异质性预期会引起房价的内在变化；趋势型投资者和基本面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会引起房价内生波动；利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5个城市2008—2015年的数据实证发现，基本面型投资者的行为具有把房价“拉回基准价格”的力量，而趋势型投资者的行为会使得房价进一步出现偏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根据投资者行为差异的作用将房价波动的过程进行分解，引入前景理论将异质代理人模型的基本线性模型推广到非线性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投资者行为对于房价的影响，并根据相关结果对于房价变动的不同阶段进行了模拟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证券公司凭借自身优势发布的研究报告越来越受到股票投资者的关注。以证券公司2014年7月—2017年9月发布的涵盖中国沪深两市2225家A股公司共计51894份研究报告为样本,运用事件研究法剖析证券公司的研究报告是否会带来股票异常收益。结果显示：研究报告关注度与股票短期异常收益率呈反向关系，存在明显的“媒体效应”；研究报告评级情绪对股票短期异常收益率的影响在股市不同阶段存在非对称性。最后认为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保持研究报告独立性、建立价值投资理念是促使股票价值回归,降低市场波动的有效手段。
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将引致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出现差别。本文通过理论研究提出假设：在产业结构低级化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最好，市场激励型工具次之，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再次之；而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地区，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改善环境质量的效果最佳，市场激励型工具次之，命令控制型工具再次之。本文采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阐述了资本流动对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的影响过程，并以长三角城市群66县市1996—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借助引力模型测算出各城市在城市群中的资本流动程度，随后采用本文构造的条件Markov链模型考察资本流动水平对俱乐部趋同的影响。研究发现：（1）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特征，即使经过五年时间的积累，高增长水平和低增长水平俱乐部趋同现象依然很明显；（2）在资本流动水平较低时，低增长俱乐部趋同程度加深，而资本流动水平较高时，高增长俱乐部趋同程度加深。考虑到长三角城市群中资本流动高水平城市主要处于经济增长高水平俱乐部，而低水平城市主要处于经济增长低水平俱乐部，从而较好解释了经济增长俱乐部趋同现象。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该进一步提高资本流动水平，以实现各俱乐部间的协调发展。
在传统经济学下，环境规制往往会带来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进而降低企业利润。然而，波特则提出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可能会推动技术创新。本文利用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负二项回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引入技术密集度的门槛效应对影响的区域异质性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1）就全国总体情况而言，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技术创新水平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中西部地区则不明显；（3）存在技术密集度门槛，当某地区（省份）的技术密集程度达到一定门槛值以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影响。
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掌握技术标准—主导创新生态系统”成为高科技企业把握竞争制高点，实现创新转型升级的核心战略。本文将创新生态系统纳入高科技企业技术标准化驱动机理框架，结合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及层次回归模型，从方法和内容上探讨创新生态系统网络特性在技术标准化驱动企业创新绩效中的路径及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高科技企业技术标准化的协作R&D、技术标准、产业化三要素间相互作用、协同运行；技术标准化驱动创新绩效过程中存在其所处创新生态系统的中介影响效应，且不同维度间的作用路径和效应存在差异。此外，政府行为正向调节技术标准化与创新生态系统关系。
已有绿色工艺创新研究存在“黑箱”，忽视了绿色工艺创新和企业绩效关系的情景因素。本文整合资源基础观和高阶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法对20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13—2017年共五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和《年度报告》进行数据挖掘，通过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探究绿色工艺创新的前因后果，检验财务约束和高管团队异质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补贴是推动企业绿色工艺创新的重要因素；（2）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正向影响；（3）绿色工艺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作用具有滞后效应；（4）财务约束在绿色工艺创新和财务绩效、环境绩效关系中没有显著调节作用；（5）高管团队异质性正向调节绿色工艺创新和财务绩效、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地了解绿色工艺创新理论，深化绿色工艺创新的调节机制，为政府和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实践提供建议和启示。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分析对326家入驻众创空间的新创企业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并验证了受孵新创企业双重网络嵌入成长的双路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商业网络关系与支持性网络关系均对众创空间内新创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支持性网络关系的影响更强；与既有结论不同的是，选择性拼凑与并行性拼凑均能促进新创企业的成长，能够中介商业网络关系与支持性网络关系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其中商业网络关系更多通过选择性拼凑的中介影响新创企业成长，而支持性网络关系更多通过并行性拼凑的中介影响新创企业成长。
探究政策体系演变的规律和发展趋势，能够为政策制定者调整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提供理论依据，为企业、金融机构、创业者等组织或个体制定未来战略决策提供实践指导。本文以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为例，基于1978—2017年693份创新创业政策文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描绘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分析政策主题的演进，量化政策的力度，并识别核心政策。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创新创业政策体系的不断成熟，政策之间联系的复杂性越来越深、政策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在此期间，政府开始从“管理者”的角色逐步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其次，在创新创业政策体系中，《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占据了最重要的网络位置，在政策体系的演进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和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机会窗口概念，可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理论依据。但囿于研究视角和关注重点，不同研究对赶超中机会窗口的认知界限交叠、层次各异，整体上呈碎片化状态。本文通过回顾和总结赶超中机会窗口的相关文献，从三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赶超中机会窗口的现有研究，分别是机会窗口的研究层次、机会窗口的成因与影响、机会窗口研究的理论视角。其次，总结了机会窗口存在多样性、动态性、复杂性特征。最后，提出机会窗口的相对性概念，从空间、时间和惯性三个维度重新理解赶超中的机会窗口，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将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生态伙伴选择是ICT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首要环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数字化转型的效率和效果。本文构建了ICT企业生态伙伴数字化转型合作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将前景理论和场理论相结合，提出了ICT企业生态伙伴选择多属性决策的评价模型和选择模型。将评价模型引入前景理论，充分考虑了决策者心理因素，帮助决策者避免一味地规避风险或喜爱风险，结合VIKOR方法得到合理有效的妥协解；在此基础上，将选择模型引入场理论，充分考虑了ICT企业与待选生态伙伴间客户价值创造资源的互补性、伙伴选择的合理性和相互作用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选出的生态伙伴更加合适、匹配。最后，通过一个实例分析验证了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针对具有典型双边市场特征的在线视频行业，构建平台、内容商和广告商之间的行为博弈模型，在“全网独播”“多平台上线——平台竞争”以及“多平台上线——平台联盟”三种情形下比较平台的定价水平和广告投入量，提出内容商选择平台接入策略的市场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相比于“全网独播”策略，当消费者有着较高的广告厌恶倾向时，“多平台上线——平台竞争”策略下的平台定价水平更低，广告投放量更多；“多平台上线——平台竞争”和“多平台上线——平台联盟”两种策略可以提高市场总需求，但会导致单个平台利润水平的降低；消费者广告厌恶系数和单位广告价格是影响内容商的平台接入策略的两个主要因素。
本文利用某移动通信公司的客户消费数据和个性化营销实验，分析了客户在使用运营商的服务过程中，服务与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以及客户投入行为与客户流失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与客户需求的匹配程度和客户的投入行为影响着客户的流失。企业与客户签订服务合约，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有效地降低客户流失率，在客户合约到期后，流失情况虽有所增加，但仍比无合约情况下的客户流失低。而且，通过实验发现，结合匹配度的个性化营销可以显著提升客户的忠诚度和企业绩效。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企业进行客户流失分析、客户保留决策的制定以及个性化营销提供了理论指导。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考虑制造商生产的两种质量差异化产品通过零售商销往同一市场，在制造商价格领导权结构、零售商价格领导权结构以及供应双方均势结构等三种情形下，分别构建了制造商产品差异化策略实施前后的供应链博弈模型。通过模型求解，得到三种情形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进而分析了制造商实施产品差异化策略的可行条件，考察了不同价格领导权结构对供应链均衡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商实施产品差异化策略存在可行条件；在不同价格领导权结构下，高质量产品的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总是更高；拥有价格领导权的供应链成员总是能够获得更多利润，但不平衡的价格领导权结构也会加剧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导致供应链系统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基于社会分析理论，利用LMS方法，通过2596份配对样本，探讨了组织政治行为知觉与员工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机理。研究发现，印象管理动机中介了一般性政治行为知觉与助人行为的负向关系、保持沉默静待好处知觉与助人行为的正向关系，政治技能减弱了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组织政治行为知觉与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动机和能力的交互影响；不同维度的影响机理存在不同；结果由个体-组织多因素共同决定；实用主义逻辑可解释助人行为的产生。最后，讨论了理论贡献和实践启示，并从研究方法、变量测量、概念界定、分析层次和理论选择5个方面总结了研究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基于归因理论提出并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通过CSR利他归因对员工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假设，同时检验了员工企业伦理态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基于40家企业共329份有效样本的跨层研究发现：CSR对员工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被CSR利他归因中介；同时，相对于那些认为企业经营不需要考虑道德因素的员工，认为需要考虑道德因素的员工对CSR的利他归因更高，相应的幸福感也更高。基于归因理论提出的研究模型和假设，加深了对于CSR如何能带来积极影响的心理过程的理解。此外，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几点重要的管理启示。
现有顾客苛待的理论成果尚不能有效解释顾客、组织、员工等多个主体之间所出现的“冤冤相报”的连锁现象。基于攻击转移视角，对271份员工-上司配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实证分析了顾客苛待、组织自尊和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的连锁反应过程以及组织支持感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顾客苛待对员工指向组织的反生产行为具有正向影响，但对指向个体的反生产行为无显著影响；组织自尊在顾客苛待与员工反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组织支持感显著调节顾客苛待通过组织自尊影响反生产行为的中介作用，表现为这一中介关系对于高水平组织支持感的员工来说较弱。
考虑产品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文章构建了多主体E-供应链的分散决策模型和集中决策模型，分别给出它们的最优决策，然后，根据产品类型（替代性、互补性）不同，对E-供应链模型之间的最优决策进行比较，并分别设计了“佣金协调机制”。研究发现：（1）无论是替代性产品还是互补性产品，在集中决策下，网络平台的服务水平最高，E-供应链的总利润最大，而在分散决策下，掌控系统主导权的一方有利于提升自身的收益。（2）对于替代性（互补性）产品而言，网络平台的服务水平随着产品替代（互补）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减少），但产品的销售价格、制造商的收益、网络平台的收益均随着产品替代（互补）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增加）。（3）在集中决策下，替代性（互补性）产品的销售价格制定得最高（最低）。这些结论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完善E-供应链的理论基础。
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平衡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消费者也提高了环保意识。鉴于市场失灵的存在，汽车制造企业难以自发地组织低碳供应链管理，研究环保型政府监管下汽车制造企业实施低碳供应链管理的决策问题，建立以政府为第一领导者、汽车制造企业为第二领导者、汽车回收商为跟随者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探究政府激励汽车制造企业碳减排、制造企业激励回收商努力回收的契约机制，通过数值算例验证影响补贴因子的相关因素并分析环保型政府的效用。研究结果表明：汽车制造企业的最优激励有效提高废旧汽车零部件的回收率；环境损害因子影响政府对不同碳排放量汽车制造企业的激励措施；政府不同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越强，消费者行为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就越大，汽车制造企业碳减排成本系数对政府最优补贴率的影响也越小；政府碳政策及消费者低碳偏好之间的相互协调、动态平衡程度影响政府的最优补贴决策和最大效用。
本文构建量化细分后的养老机构老年人医疗护理服务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提出研究假设，基于陕西省224位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技术和有序逻辑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养老机构医疗保健服务未受重视，从而在医疗护理时支付了高于预防保健的费用；老年人经济收入对医疗护理服务需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配偶健在、家庭子女数量刺激了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医疗护理服务的需求；城市老年人对养老机构医疗护理服务的需求高于农村老年人；养老机构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对老年人相应医疗护理服务需求具有正向影响。最后，提出细分市场、积极引导和优化城乡医养资源配置的对策建议。
为了探索如何通过不同的宣传信息和反馈信息激励城市家庭主动节电，在江苏省徐州市开展了一项为期16周的随机对照现场实验，对比了信息宣传框架（社会规范信息、环境教育信息）和信息反馈框架（成本收益反馈、环境贡献反馈）分别在单独干预和耦合干预情境下的节能效果。8个实验组和1个对照组的用电量数据通过电力供应商的计量系统实时采集，采用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对8种信息框架的节电效果进行了纵向分析。结果显示：只有社会规范信息宣传与两种反馈信息耦合使用的干预策略才能持续有效地激励中国城市家庭主动节电；在相同的社会规范信息宣传条件下，加入环境贡献反馈比加入成本收益反馈的节能效果更好；单一的环境教育信息宣传和单一的成本收益反馈对家庭节电没有显著效果，其他4个信息框架只有短期的节能效果。
农业创业是我国农村助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新动力，然而农业创业失败率较高，那么农业创业失败者如何东山再起？本研究以央视《致富经》栏目中的12个农业创业案例为样本，基于观察学习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探讨农业创业者从失败到东山再起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观察学习主要通过唤醒、示范、反应促进效应，作用于初始商业模式设计。（2）创业者失败后再创业，通过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的有机结合，识别创业机会并形成更加完善的商业模式，实现东山复起。其中，观察学习发挥去抑制效应、反应促进效应、环境加强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四种效应，亲历学习起到信息传递、激励和加强反应三种作用。（3）提炼出创业失败的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其中自然环境变化是导致农业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
制度创业是解释数字经济时代新兴产业崛起的重要理论视角。但是近年以知识付费领域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表现出与过去研究不同的制度创业过程和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处于弱合法性场域这一特殊情境下。因此，需要新的理论对制度创业以及后续过程进行更系统、深入和延续性的补充。本文以“最优区分”思想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喜马拉雅FM、得到APP和知乎LIVE的多案例研究，分析弱合法性场域下从制度创业到差异化竞争这一连续性的企业成长过程。研究发现弱合法性场域下知识付费平台的制度创业过程，是一种基于多维度合法性逻辑和差异化逻辑协奏平衡的战略选择。在制度创业早期，多家企业共同通过不同合法性维度的整合协奏建立整个产业商业模式的合法性认知；在制度创业中后期，企业在之前的基础上通过在部分维度上追求差异化并在其他维度上保持或提高合法性的补偿协奏，实现“斗而不破”的市场竞争，最终在保持整体产业合法性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企业的差异化商业模式。本文整合了制度创业和最优区分的理论框架，在战略协奏观的视角下剖析了新兴知识付费平台制度创业的行动策略、内在逻辑和演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