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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健, 段巍

2024 (6): 3-18.

摘要 ( 137 )

PDF(1397KB) ( 172 )

本文从数据交易的经济激励切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企业数据在训练通用人工智能，以形成专业化人工智能方面的应用，并探讨了企业自行训练模式与专业化人工智能服务商训练模式在产生数据交易激励效果上的差异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强化了数据的经济增长效应；另一方面，相比企业训练模式，当由专业化人工智能服务商进行训练时，企业有更高的数据交易意愿，进而数据交易规模增加，最终推动了总产出水平增加。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专业性数据的贡献度是导致差异出现的关键。只有在专业化人工智能服务商训练模式中，企业数据交易意愿会随着专业性数据贡献度的增加而增加。本文拓展了数据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同时为数据交易所设计激励机制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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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产品开发的激励机制研究：道德风险理论视角

刘源, 喻迎, 陈宏民

2024 (6): 19-29.

摘要 ( 84 )

PDF(1243KB) ( 126 )

在“数据二十条”确定的“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下，如何有效地激励企业投入开发数据产品，提高其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积极性，成了各级政府以及数据交易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将传统的道德风险理论拓展到了数据交易所的双边市场环境中，分析了交易所的最优激励措施及其影响。结果表明：（1）在双边市场的环境下，由于买家也能从数据产品的开发中获益，交易所可能会将数据产品开发商的努力成本转嫁到买家的会员费上；（2）交易所在确定激励措施时，应综合考虑开发商和买家之间所形成的网络效应，边际网络效应的增强将提升各市场主体的福利水平；（3）随着补贴额度的提高，产品补贴会比登记挂牌补贴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传统的激励理论和双边市场理论的分析框架，为数据交易所激励企业开发数据产品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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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流通与收益分配机制研究：以风电场景融合气象数据为例

王衍之, 黄静思, 王剑晓, 高锋, 宋洁

2024 (6): 30-41.

摘要 ( 136 )

PDF(1637KB) ( 149 )

在加快全国统一数据要素大市场建设背景下，如何设计符合我国国情的数据交易流通模式和与之相匹配的收益分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首先基于数据要素市场中普遍认可的三类主体设定，以气象数据供给为典型细分行业，以数据在电力预测中的应用作为典型场景，建立了数据要素交易流通模型。模型中嵌入了基于机器学习的风电预测模型，对多特征数据要素和数据服务的价值实现进行刻画。其次，在基于数据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的设计中，对比分析了平均法、留一法、沙普利值法、惩罚-沙普利值法四种收益分配机制对数据生产商（数商）的主体效益差异及市场影响。最后，研究表明：惩罚-沙普利值的收益分配策略能充分考虑市场中数据要素的差异化水平，同时能够识别并避免数据要素的复制导致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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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规制与企业协同的博弈研究

温越, 吕本富, 张馨元, 彭赓

2024 (6): 42-53.

摘要 ( 51 )

PDF(1705KB) ( 47 )

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如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等数据新基建，能够使数据交易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这有利于解决数据流通和数据安全难以两全的悖论，但是数据供应商和数据交易平台往往因缺乏足够的激励，导致难以推动数据新基建。本研究旨在探讨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各方的策略选择问题，因此文章构建了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和政府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政府规制措施推动数据新基建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应以数据交易平台为规制重点，并且在数据新基建前期及时提供补贴，以帮助系统更快达到理想的稳定状态；（2）政府还应采取措施降低数据新基建的成本，因为过高的成本可能阻碍数据交易市场的自主运行；（3）政府应在数据交易市场运行初期就加强规制，建立完善的数据交易规则和制度，之后可以逐步放松监管强度。这将有助于建立市场信任，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本文通过对数据供应商、数据交易平台和政府的三方协同机理分析，为加速数据交易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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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约束下信用支付风险管理：回收率改进，信用保险还是“信用保险+保理”？

陈静, 郑朝南

2024 (6): 54-66.

摘要 ( 58 )

PDF(1498KB) ( 139 )

本文以供应商的单周期产品销售模型为基础，研究供应商在资金约束下如何有效地选择与配置信用风险管理策略，并通过数值分析研究订货量及买方违约概率如何影响供应商的最优投保额及保理服务的价值。研究结果表明：当供应商资金约束较严重时，供应商更应关注的是如何确保零售商未违约下的收益，而不是一味地投入高成本来防范零售商的信用支付风险。在初始资金较充裕或较匮乏的极端状态下，信用保险并不是降低信用支付风险的有效方式。然而，如果信用保险能够与保理服务结合使用，保理服务提供的预付款可为供应商带来额外的投资收益，进而提升信用保险的价值。当保险安全因子较低且预付款收益率足够高时，全额投保成为最优策略，此时，供应商不再通过自身努力改进货款回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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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王瑶瑶, 杨莹, 贾锐宁, 张晓空, 柴建

2024 (6): 67-80.

摘要 ( 89 )

PDF(1298KB) ( 129 )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驱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阶段，伴随着生产方式的数字化重构，如何充分挖掘“数字红利”并提升居民消费成为了重要的现实难题。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具体地，本文基于2011—2019年232个城市形成的2088个城市-年的面板观测，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收入效应”和“创新效应”提振居民消费，该结论在排除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2）数字经济发展提振邻近地区居民消费，存在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3）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提振作用更强劲。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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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童健, 张聪, 闫勇

2024 (6): 81-93.

摘要 ( 62 )

PDF(1271KB) ( 55 )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明确要求，“新”“老”基建协同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明确“老基建”的生产外部性和“新基建”的网络外部性基础上，本文突破静态研究框架，从动态视角研究了经济增长路径上基础设施投资结构变迁效应，并发现，“老基建”的短期经济刺激效应强于“新基建”，“新基建”的长期经济刺激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明显强于“老基建”。同时，“任期约束”是政府设定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时点的关键变量，对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关注程度越高、关注期限越短的政府往往选择延迟基础设施投资结构转型时点，但这会带来经济增长的“下台阶”现象。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老基建”在经济增长初期充分发挥了生产外部性作用，但现在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激励效应明显减弱，而“新基建”对经济增长和创新发展的激励效应显著增强。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结合“新”“老”基建边际产出相对变化，尽早推进“新”“老”基建转型，统筹推动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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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处置效应及动量效应的加密货币市场投资策略

刘帅, 房勇, 汪寿阳

2024 (6): 94-106.

摘要 ( 52 )

PDF(1433KB) ( 55 )

针对加密货币市场，本文选取资本利得量作为处置效应的代理变量，基于公开数据并采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加密货币市场中存在处置效应和动量效应；然后依据处置效应和动量效应，针对仅含加密货币这一类资产而不含其他传统资产的投资池设计了三类投资策略。本文的投资标的不仅含有市值较大的比特币和以太坊等某几种加密货币，还选取了更多种类的货币，这些货币总市值占全部加密货币的95%以上，种类更丰富。在各种参数设置下，结合了两种效应的投资策略均表现优于单独基于某一效应指导设计的策略，并且基于投资者行为效应的三类投资策略均优于等权重模型，具有稳健性和普适性。特别地，本文还对加密货币市场中动量效应和处置效应的持续时长、资本利得量的参数选择和动量策略的排序期参数设置进行了讨论，发现：加密货币市场较股市的变换更快，迭代周期缩短很多，仅存在两周的动量效应，处置效应对收益率的影响不超过一个月；须选用日数据或更高频数据计算资本利得量并进行处置效应存在性检验的回测才有效，选用低频的周数据无效；动量策略的排序期超过动量效应持续时间的一半时，动量策略受排序期参数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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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使用与灵活就业：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证据

尹志超, 仇化, 公雪

2024 (6): 107-118.

摘要 ( 86 )

PDF(1172KB) ( 91 )

“新基建”推动了数字技术普及和数字经济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如何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利用数字技术红利，弥合数字鸿沟，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构建平衡面板，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智能手机使用对灵活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能手机作为数字技术的重要接入工具，能显著促进个体参与非正规就业和个体经营就业，并提高此类就业收入。智能手机使用对灵活就业的影响呈现工作性质、劳动者特征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获取、社交活动是智能手机使用影响灵活就业的可能渠道。智能手机使用范围越广，个体从事灵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此外，智能手机使用能促进商户成为“码商”，对提高工商业经营绩效有积极作用。本文能为分析数字经济的就业红利，促进灵活就业发展，全面稳定就业提供思路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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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群还是狼群？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同群效应

张喆, 王雨尧, 贾明

2024 (6): 119-132.

摘要 ( 120 )

PDF(1250KB) ( 188 )

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基于绿色创新的视角，研究了企业同群效应对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同行业企业之间的绿色创新行为存在规避性趋同和竞争性趋同两种机制，即前者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负向的影响，而后者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此外，相比于竞争性趋同，规避性趋同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受到强环保压力、高媒体舆论关注度时，同群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更大。国有企业的产权性质可以正向调节规避性趋同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竞争性趋同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上，其产权性质并没有展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丰富同群效应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为政府进一步完善市场治理结构提供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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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技术市场发展的多元营商环境组态研究——基于31个省份的定性比较分析

李佳雪, 王伟楠, 王毅, 陈劲

2024 (6): 133-145.

摘要 ( 33 )

PDF(1219KB) ( 28 )

技术市场是技术要素流通的重要基础，是我国现代市场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研究对技术的商品及流通属性缺乏重视，忽视了营商环境生态对技术市场的作用。对此，本研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市场设计理论探究区域营商环境组态逻辑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如何促进技术市场发展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技术市场的发展需要不同营商环境要素的互动和协同来推动；（2）均衡型、法治型和效率型营商环境生态促进技术市场发展的方式不同，对于营商环境要素均衡程度相对低的省份而言，在构建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基础上，可以选择性建设政务环境或法律政策环境，而非两者兼顾；（3）营商环境组态对区域技术市场不同交易方向的作用具有对等性，即同一营商环境组态对技术输出和吸纳交易的作用效果是一致的。本文丰富和发展了市场设计相关理论，为我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技术市场发展提供了建议，相关研究结论有利于我国应对当前技术封锁和实现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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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绿色文化对企业节俭式创新的影响机制：绿色供应链学习的中介作用与绿色组织认同的调节作用

叶江峰, 秦伟旺, 郝斌

2024 (6): 146-156.

摘要 ( 88 )

PDF(1761KB) ( 166 )

节俭式创新作为一种资源约束情境下的新型创新范式，可以避免企业对生产资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促进企业价值创新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碳中和、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尽管节俭式创新的实践与相关研究已经积极开展，但对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有待深入。基于长三角区域224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探讨了组织绿色文化通过绿色供应链学习（绿色供应商学习和绿色客户学习）作用于节俭式创新的中介机制，以及绿色组织认同对该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组织绿色文化正向显著影响企业节俭式创新；绿色供应商学习、绿色客户学习在组织绿色文化与企业节俭式创新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绿色组织认同正向调节绿色供应商学习、绿色客户学习在组织绿色文化和节俭式创新关系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丰富了组织文化理论、组织学习理论以及组织认同理论在企业开展节俭式创新中的运用，弥补了节俭式创新内部形成机制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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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还是促进？面子意识对社交折扣的双刃剑效应

涂铭, 汪兴东, 丁周瑾, 郭子政

2024 (6): 157-168.

摘要 ( 120 )

PDF(2902KB) ( 118 )

现有文献普遍认为面子意识对传统线下折扣行为有消极影响，但对于如何影响社交折扣却鲜有涉及。本文从印象管理视角，通过三个研究揭示了面子意识对社交折扣的双刃剑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面子意识会促进帮人砍价，自我提升在其中起中介作用。（2）面子意识会抑制求人砍价，受评忧虑在其中起中介作用。（3）折扣形式在上述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相对于互助型折扣，求助型折扣会增强面子意识对自我提升的正向影响，进而促进帮人砍价；相对于求助型折扣，互助型折扣会削弱面子意识对受评忧虑的正向影响，进而削弱面子意识对求人砍价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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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资质过度感知导致的离职倾向：组织归属感和归属需求的三阶交互作用

陈兰兰, 江新会, 王茂霖, 王延玲, 陈楠楠

2024 (6): 169-182.

摘要 ( 93 )

PDF(2312KB) ( 95 )

本文将资质过度感知与离职倾向关系的边界因素研究扩展到了关系需求的范畴。并以工作嵌入理论作为依托，预测了组织归属感对资质过度感知引起的离职倾向具有缓冲作用。进一步在需求-供给匹配视角下，预测了归属需要的高阶调节效应。研究一通过两时点数据支持了三阶调节假设。研究二在具有对比性的情境和样本下重复验证了这些特定预测，且以一年后的实际自愿离职数据和离职倾向进行了关联。本研究对缓解高资质过度感知员工的离职倾向问题带来新的理论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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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传承与家族企业国际化

周立新

2024 (6): 183-197.

摘要 ( 45 )

PDF(1277KB) ( 113 )

研究家族二代所有权、家族二代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以及代际权威和制度距离在其中的调节效应，利用2020年对中国7个省市253份家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家族二代所有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广度具有显著的U型影响，家族二代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广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代际权威、正式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削弱了家族二代所有权、家族二代管理权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广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国际市场知识在家族二代所有权、家族二代管理权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广度之间起中介作用。本文丰富和发展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关系研究成果，对于理解家族企业在代际传承过程中如何做出国际化战略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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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经济-社会双系统视角下利益相关者关系对企业社会目标导向的影响研究

鲁晓玮, 岑杰, 肖瑶, 祁慧博

2024 (6): 198-211.

摘要 ( 43 )

PDF(1288KB) ( 53 )

随着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认识的不断加深，企业的核心目标不再仅仅是追求经济价值，企业社会目标导向被认为市场经济转型中的可持续发展动力。鉴于此，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结合经济-社会双系统视角，本文旨在探讨企业外部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目标导向的影响。采用2012—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根据样本企业特征及其群体特征探究社会目标导向的驱动因素，建立了基于经济-社会双系统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企业社会目标导向分析范式。实证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异质性会带来不同的驱动效应：企业偏重子系统不同，利益相关者关系与企业社会目标导向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企业偏重经济-社会双系统时，市场关系与政府关系对企业社会目标导向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在企业仅融入社会子系统时，过强的政府关系不利于企业社会目标导向的实现；在企业仅重经济子系统时，过于偏重利用市场关系实现财富所在，虽然强市场关系导致这部分企业市场竞争力较强，但市场利益相关者提出相应的市场需求，导致将经济利益作为最终追求的主体企业对企业社会目标导向的驱动效果呈边缘显著；在企业处于低质型阶段时，企业的可信度与可靠度都较差，且被市场的接受度低的同时，面临较高的合法性门槛，企业在此阶段对经济和社会子系统融入的排斥，导致政府关系和市场关系对推动企业社会目标呈现弱质性。鉴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博弈性”，本研究从企业和外部环境的交互视角出发，提出了以关系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企业社会目标导向研究，整合了经济-社会双系统框架，对异质性环境情境影响、企业价值、利益相关者关系驱动、市场交换产生的强烈影响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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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价值的关键链项目资源缓冲设置方法

张俊光, 周尚

2024 (6): 212-218.

摘要 ( 23 )

PDF(4768KB) ( 50 )

经典的关键链项目缓冲确定方法研究集中于时间缓冲，忽略了资源缓冲对项目的影响。为吸收资源随时间产生的不确定性并确定合理的资源缓冲尺寸，提出一种考虑时间价值的有尺寸的资源缓冲设置方法。首先，考虑资源效力随时间下降的风险提出资源时间价值的概念，结合风险暴露度衡量资源随时间产生的变化；其次，基于活动的持续时间和链路位置及对各类资源需求度确定设置资源缓冲的位置及时间，以在活动执行前预留实际数量资源的方式设置资源缓冲。最后，利用MATLAB进行蒙特卡洛模拟，验证本文方法的有效性。实验结果表明，这种有尺寸的资源缓冲设置方法能够保证活动执行时所需资源供应充足，有效减少项目缓冲消耗和缩短项目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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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定价还是基于消费者行为定价？——代销模式下考虑自有品牌引入的定价策略研究

王彪, 罗春林, 喻冬冬, 徐杰

2024 (6): 219-228.

摘要 ( 53 )

PDF(2109KB) ( 106 )

制造商通过电商平台代销其品牌产品，同时平台又引入自有品牌，平台与制造商之间形成了一种新的“竞合”关系。本文研究了平台和制造商的多周期定价策略：统一定价(UP)还是基于消费者行为定价(BBP)。结果表明：当佣金率较高时，实施BBP策略能使平台和制造商实现双赢；当佣金率较低且企业间成本优势相当时，实施BBP策略会陷入“囚徒困境”；成本劣势的企业总是可以利用BBP实现盈利；当平台与制造商均实施BBP策略时，平台和制造商均会在一定条件下给予老顾客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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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纵连横：客户集中度、耦合协调度与企业绩效

史金艳, 余聪慧, 李延喜

2024 (6): 229-242.

摘要 ( 51 )

PDF(1692KB) ( 100 )

本文从供应链纵向链条关系上探讨了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讨论了横向链条关系上客户与客户之间的互动配合与竞争胁迫关系的调节作用。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及其主要客户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该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地，本文从主要客户购买行为的视角构建了客户耦合协调度指标，发现客户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会增强客户适度集中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及客户过度集中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本文深化了客户集中度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研究，为多角度阐释供应链中主体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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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售模式下考虑消费者过度自信的低碳供应链减排与定价决策

夏良杰, 冯锦茹, 王君, 侯棚文

2024 (6): 243-254.

摘要 ( 32 )

PDF(2336KB) ( 56 )

在碳交易规制下考虑消费者对产品价值估值的过度自信，研究由单个制造商和有预售选项的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二级供应链的减排、订货量和价格决策，分析零售商的预售决策，以及消费者过度自信对供应链成员的博弈均衡、利润、碳排放总量、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当新产品批发价很低时，零售商应采用“仅现售”模式且以最低价格出清新产品，此时，产品批发价、现售价和社会福利均与消费者过度自信水平正相关，但消费者剩余与其过度自信水平负相关，现售期订货量和制造商减排决策及碳排放总量都与消费者过度自信无关；当新产品批发价较低时，零售商应采用“折价预售+现售”，此时，消费者过度自信有利于提高单位产品碳减排量，但消费者过度自信对供应链定价决策和企业利润、碳排放及社会福利的影响与产品生产成本、碳交易规制和消费者低碳偏好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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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责任视角下供应链的绿色设计与绿色营销决策

姚锋敏, 闫颍洛, 李玥, 孙嘉轶

2024 (6): 255-265.

摘要 ( 56 )

PDF(2235KB) ( 51 )

在绿色低碳经济背景下，如何实现绿色设计与绿色营销高效协同，对供应链成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针对供应链成员企业实施绿色设计与绿色营销的三种不同情形，构建了供应链的绿色设计与绿色营销决策模型，探讨了绿色设计成本效应、绿色设计需求效应、绿色营销努力效应等因素对供应链运作优化及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何种情形下，绿色设计成本效应、绿色设计需求效应以及绿色营销努力效应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绿色设计与绿色营销努力水平，改善供应链成员及整体绩效，但未必有利于减少产品环境总影响。当绿色设计成本效应较小时，制造商更倾向由零售商实施绿色设计与绿色营销。当绿色设计成本效应及绿色设计环境效应均较大时，由制造商实施绿色设计且零售商实施绿色营销的供应链运作模式，能有效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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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属性、组织特征与环境压力：政府危机学习路径的组态分析

李宇环, 文佳媛, 于鹏

2024 (6): 266-276.

摘要 ( 36 )

PDF(1160KB) ( 105 )

面对风险社会的到来，提升政府危机学习能力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本文聚焦讨论政府危机学习的驱动因素与组态路径，根据事件属性、组织因素、外部环境3个维度的5个变量对16起重特大突发事件的文本数据进行编码，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条件变量对政府危机学习效果的单变量影响和组合影响。研究发现，危机双环学习无法由单一条件决定，而是多种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发生在人口密集区、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较高、有更好的内驱学习文化的组织更可能驱动双环学习，对于外部关注等因素需要与其他因素形成组态路径驱动双环学习的发生。基于案例分析结果，本文提出了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提升政府危机学习能力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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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平台与头部互补商关系的演化与治理——基于快手治理主播XB的案例研究

刘锐剑, 李楠, 蒙嘉欣

2024 (6): 277-288.

摘要 ( 62 )

PDF(1262KB) ( 149 )

以快手平台治理主播XB事件为例，基于共生理论视角，探究直播电商平台与头部互补商关系的演化路径与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平台所有者与头部互补商在一个生态中相互竞争、合作，关系呈阶段性发展。在平台生态系统萌芽期，头部互补商和平台所有者呈现互惠共生模式。在快速增长期，生态系统中出现头部互补商“赢者通吃”的局面，二者关系向偏利共生或寄生共生模式演化，生态系统中原有平衡态被打破。在有序成长期，为实现新的平衡态，平台所有者采取有效手段加强头部互补商的治理，一方面，通过直接治理，即掌握关键资源控制权，实现“去头部化”；另一方面，通过间接治理，即对生态系统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以增加生态多样性和加强闭环生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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